顺发冒名替京，并教王顺发到京后如何作证。刑还查明，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来之前得到杨乃武家属送的银洋600元，杨家有贿买证人的嫌疑。查明原因后，浙江巡抚立刻上报刑，并把逃匿的詹善政押解京。

所有案犯、证人均到齐后，刑行严密谨慎的审查讯问，对卷宗行严格审，查找前后供述不一，重究查。经过几次讯，各人犯、证人都待了自己所知实情，又调查余杭生员陈湖即陈竹山与案件关系重大，即刻饬浙江巡抚递解到京。审讯中，仵作沈祥供认，验尸时见有鼻血，脸青黑，腹有大泡十余个，与《洗冤录》所载“服砒死，牙青黑，七窍血，嘴翻裂，遍发小泡”情形不符，用银针刺探，也呈青黑，就认为是服生烟土毒致死。但门丁沈彩泉持是服砒毒致死，县令未令洗银针，勘验不准。刑又讯问当时在场街邻，都说见沈祥与沈彩泉争执，未洗银针。检查余杭县衙上报案卷，只报服毒死，没有指明何毒，又查杭州知府上报案卷，均写“七窍血”。讯问药店伙计杨小桥及钱宝生母亲钱姚氏，确认该店没有卖过砒霜。由此证言，刑确知，葛品连因何死，难以确认。

在事实真相逐步明朗的情况下，刑尚书皂保上奏请将余杭知县刘锡彤及门丁沈彩泉递解到京，同时请求将葛品连的尸棺也押解到京，准备重新勘验。

为确保勘验的准确真实，刑要求各沿途州县必须严密合，派兵丁押送，并给尸棺贴上封条，以防尸棺被调包。同时，命京的证人滞留在京，以便由亲属确认所验是否葛品连的尸，并调北京最有名望的仵作参与勘验。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九日，以刑尚书皂保为首的刑官员，偕同五城兵指挥等地方官，在朝门外神会路海会寺前，对千里迢迢从余杭押运抵京的葛品连尸棺，行当众开验。前来围观者人山人海，包括两个要犯、全证人、余杭知县刘锡彤、原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等都排在前排。

打开棺材，尸已经腐化殆尽，只剩骨。刑选调的老练仵作荀义、连顺，由上至下仔细详验，发现死者卤门骨并无红浮，骨、牙齿、牙龈、手指、足趾骨尖及周大小骨均呈黄白，并无砒霜中毒骨应呈青黑的迹象，尸骨经过蒸煮也没见异常，与《洗冤录》所载正常病死符合。最后得权威结论：葛品连确系因病而亡，并非中砒毒而死。刑官员又当众询问刘锡彤、仵作沈祥当时勘验情况。两人均承认当时勘验存在不符合规定的勘验程序，辨验未真，误将鼻血、上青黑起泡认作服砒毒致死。至此，案情已经基本清晰。

刑尚书皂保又令案犯证人环跪一圈，当面对质。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再胡编造。全案的来龙去脉，始末经过，至此全落石。历时三年，经过七审七次误判的疑案，屡经曲折，柳暗明，至此终于大白于天下。时为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余下的就是据情况给各人犯、证人量刑。尽没有了杀人犯，但审判期间的一些诬告、作弊、诬攀、假证等等都应该给予惩罚，尤其是各承审官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故人罪的行为，更要详细查究，以惩戒后人，服信民众。

正在朝廷开始审查各承审官员责任时，在中央官员中却开始了一场争论。清制，如果承审官员确实借案件索贿枉法、舞弊作、草菅人命，则将视情节轻重被判狱甚至死，而如果仅系疏心大意、自以为是或才疏学浅而导致冤案发生，则罚要轻得多，多是撤职放之类。县令刘锡彤的罪责比较明显，他先为主，自以为是，致生冤抑，罪不可赎。刑在该案刚刚审明后，即上奏皇上，请革去刘锡彤知县之职。而对于杨昌浚、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是否要行查办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竟由此扯了朝中政治派系的争斗。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