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罗城市”。

1989年，又一个歌手来到我们的边，但他并不借助电视机，他甚至拒绝电视机，拒绝节晚会这个俗烂的大众空间。他就是崔健，一个真正影响了未来中国青年神世界的歌手，一个如同国鲍·迪那样的歌手。

这个年度，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登上了远离上海一千三百公里的北京展览馆的舞台，和他的伙伴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他冲着这个世界愤怒地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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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的蓝中没有崔健们的愤怒（2）

我曾经对你问个不休，你这就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今天，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不是反城市有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支尖利的号角，对日益泛滥开来的浮华、艳、奢侈、香、绮丽、自鸣得意的城市生活，崔健以荒芜的北方大地、北方河、北方天空的名义给了一个脆的“呸”，就象20年以前那些人类文化的“叛徒”通过电视摄像机镜，用中指向他们恶心的国作了一个同样恶心的手势。

1989年，中国的左翼激主义者赞赏着崔健，赞赏着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他们在他的摇歌曲中受到了一激，理解了藏其中的那份炽情，明了在时代的冰山底下有一真正的熔岩在奔腾。

因此，无论崔健意味的是破坏还是建设，他都是这个时代的旗手。也因此，尽由崔健所代表的中国摇从来不是地上时尚，但它发的激越呼喊，经由北方而震了南方、震了上海。当上海分女正对蓝睛费翔作着她们无需伟大的弗洛伊德解析的“白日梦”，上海的分男则沉迷于摇乐的煽情、鼓动和歇斯里之中。摇乐成了上海青年的帮派边界，在极端的上海摇青年里，一切不能摇的人们不是一些生命力尽丧的家伙，就是对人类音乐的理解有着致命的缺陷。他们要求所有音乐的人在摇面前作选择：是一个风雪月、但起却十分艰难的伪男人，还是一个能够在音乐中寻找自己追求的真理，并对一切腐朽文化作反抗的理想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这些极端的上海摇青年，不久以后，也在他们的音乐里面兑上了份，他们很快就与世俗的人们拉近了距离，而变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将摇当成了一时尚，一可以任意玩赏的城市时尚。

“”登堂室，还有三、邱岳峰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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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至1989年，文化继续以它的力量对上海青年施加着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本土文化的份量在不断加重。

1985年，上海的青男女通过《芙蓉镇》影片，目睹了姜文与刘晓庆那次长达4分23秒的接吻，当然，上海的青男女不再为这个接吻而失魂落魄而心猿意，早在60年代末，他们曾在阿尔尼亚影片《沧桑》和《广阔地平线》前表现得毫无风度，他们也曾在《列宁在1918》的那条俄罗斯面前一如一条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