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空穿梭机能回到我十四岁的那个夜晚，看到的会是我在窗前伏案的剪影，一杯速溶咖啡，一沓洒满月光的复印纸，几蓝的签字笔，伴随着卡式录音机里淌的浑浊的旋律，一天的创作缓缓开始。每天都给自己规定了三千字的创作量，可往往是写到罢不能，恋恋不舍地睡去时已是凌晨时分，六个小时后又要爬起来穿上校服变成茫茫人海中被淹没的分母。

他们在看完我几篇作品以后就当机决定替我版女作，而且保证抢在我生日之前，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献给我十五岁生日。他们给我了在当时算是丰厚的版税条件，但签署合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年纪本不备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只得找来爸爸以监护人的份替我签署合同，而当合同真切地摆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在终于相信我偏离音乐路、而走上写作的路是无法改变的了。

2002年（3）

又有几个周末，我独自坐上公车，从北京的东边跑到北京的南边，亲自参与书诞生的过程，就像几个人一起努力制作的一个生日糕，我对材料的选择、果的类、甚至是糕的大小都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利，几位版商完全不会因为我年纪小而替我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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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十二号，也就是我为书最后写序言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往往有些东西让人罢不能，写作对我就是如此，当坦白变成伤害，我可以选择谎言，当谎言也变成伤害，我只有选择沉默。如果还想留住些许记忆，只有借助于文字。”

那时最喜去的地方是东直门附近的几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买漂亮的本和畅的笔，让写作变成一崇的仪式。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十四岁的手稿，写满四张打印纸正反面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说，再工整地腾到笔记本上，等周末敲打在键盘上已是第三度创作。

我对文学开始逐渐树立起崇敬的心理，他们在我心中划开了一个，让源源不断、被应试教育挤压的思绪找到了一个宣的途径。我逐渐地分裂为不同的个，白天是循规蹈矩的中学生，晚上则成了一个可以自由纵文字的法师，在文字中我则与笔下的主人公为一，时而穿着红舞鞋浪，时而在地下铁里穿梭，时而痛饮一杯叫醉生梦死的酒，在平凡的外表掩盖下，我拥有了一个情丰沛的新世界。

我更大的压力是遭受到了父母的不理解，当我因为写作而显渐渐放弃大提琴的倾向时，爸爸就像生命中的希望被熄灭般沮丧。我宁愿选择一条未知艰险的路，也不愿继续那七年就要达到彼岸的学琴生涯，那时我已经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八级的考试，只差最后一级，我就可以圆满的功成退了，但我连一个“善始善终”都给不了爸爸。而妈妈完全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她为我设定的人生规划是重初中、重中、重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分守己到老。我无法停歇的写作冲动、我毫不气馁地联系版、都是一打破循规蹈矩生活的危险信号。

虽然有新概念一等奖的份，但当整个青文学市场还属于荒芜的情况下，没有一家版社敢贸然接受我的作品，我选最满意的作品一封一封邮件地发过去，然后趁着课间跑到老师办公室挨个打电话寻求回音，得到的却总是不经如人意的回答：“市场前景不乐观、内容太过晦涩、文字不够成熟。”

联系了无数家版社后，只有中国青年版社的赵大河编辑一直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没有补课的下午，我就怀揣着最新的稿件去东四十二条的编辑找他。他不光鼓励了我的作品，还积极为作品的版而四奔走，虽然中国青年版社最后终审的时候放弃了我的作品，只在当期的《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作品《寂寞的独白》。但赵大河编辑又找到了几个北大的版的同学，把我的稿件郑重地推荐给了他们。

那时的青文学远不如现在这般红火，除了一本韩寒的《三重门》，基本上没有能被记住的作品。我在书店里逐一抄下了版社的名称和电话，一家一家打过去向编辑们推销我自己。

那是我在和无数的书商打过后，依然认为最好的一家版商，虽然他们的发行策划能力可能都有所欠缺，但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们的敬业神以及对稿件认真的态度都令人敬佩，在遍地生产文字垃圾的版圈里，人格纯粹的，为了追求文学梦想的版人越来越少。

而选择把作品版，则是为了把这十四年丰富的情世界拿到世人面前炫耀。

而在十四岁版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四岁以后再犯罪就要负法律责任了，十四岁在我心里是一个严肃的、是否能够承担责任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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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十四岁结集版文字是有原因的，这个年纪还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言语太过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