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有更大的通过几率，我用了三张报名表在不同时段寄去了四篇文章，把最满意的篇目反复寄送了一次，以求得落到口味不同的评委手中。手写的文章通过电脑整体排版，连字体都是精心挑选，每张报名表上字体工整，有了错别字就拿刻刀小心翼翼地挖掉，用黑色的碳素笔修改，备注那一栏恨不得把幼儿园的经历都往上填，结尾再用对文学的热爱进行情感升华。一切准备就绪后把自己的梦想装进了牛皮纸信封，寄往那个默念了无数遍的地址……巨鹿路675号。

从未如此专注地做过一件事情，也从未如此忐忑不安地期盼过一个结果。

十月底就寄出的参赛文章一直到一月初都是石沉大海，我每天都虔诚的祈祷，希望能进入复赛。

每天我眼巴巴地望着楼下的传达室，得到的回应只是一次次的摇头，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我心中的希望一点点被熄灭，甚至连父母都嘲笑我的自不量力，一个平淡无奇拉琴像拉锯的孩子怎么可能进入专家的法眼。

幻想过无数次收到复赛录取通知书的情景，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却又显得不那么真实。握在手里的复赛通知书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可能从掌心飞走。我是在翻完学校公共信箱体验过无数遍的绝望后，才从保安抽屉最底层捕获的希望，那不显眼的白色信封安安静静躺在抽屉的下面，邮戳的日期已是一周之前。我在传达室用颤抖的声音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妈妈，我收到复赛通知书了，我能去上海了。”

十四岁的第一次远行就在那个寒冷冬天开始了，我还去东方新天地买了新款的班尼路外套和牛仔裤，像出席一个盛大的典礼般庄重。复赛通知上写着只负责硬座火车票，所以我和不放心的妈妈买了一张硬座一张硬卧，轮流倒班睡觉，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住在华东师范大学里的白玉兰宾馆，上海的冬天阴冷而潮湿，寒意寸寸地渗入骨髓，无论开多大的空调依然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到了上海的第一天我和妈妈吃了两顿盖浇饭和四串罗森贡丸，食物暂时抵抗了寒冷却无法消解内心的紧张，以至于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了，在华师大的校园里静静地看人打篮球，安静的校园里篮球每下撞击声都深深地击打着我的心，那个雾蒙蒙的清晨我内心一片虚无，完全辨不清前行的方向。

从比赛到颁奖我都是一个人独行，母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现在想起来人生第一份成功的喜悦却没与最亲近的人分享，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可我更害怕看见万一自己名落孙山时母亲眼底的失落。在排队签到的时候，前面两个相同地域的男孩顺理成章地攀谈起来，而结伴来的孩子们更是有说有笑。在嘈杂的人群中孑然一身的我显得特立独行，我一言不发，低垂个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努力地平息内心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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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

选了第三个题目来写，第一届的得奖选手刘嘉俊提了一台笔记本进来，播放了一个windobsp;那天晚上我和妈妈走在华东师大对面的大街上，在超市的门口看了眼冰柜的哈根达斯，又转身进了路旁的小吃店，吃了盘很好吃的鱼香肉丝盖浇饭。

隔天的颁奖典礼，我依然还是一个人，绕了很远的路才找到青松城大酒店，安静地坐在后排，做着最后的祈祷。我一遍一遍默念着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当主办者念出我的名字时，我产生了刹那间的恍惚，那“霍艳”两个字究竟出自谁的口中？直到旁边的人把巴掌拍得噼里啪啦响，我才相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圣洁的耶稣同时显灵了，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走向台前，平静地接过了有机玻璃做成的奖牌和奖状，成了新概念作文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等奖。

2002年的冬天，我十四岁。

当我拿了奖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在我问同桌我出书的几率和他登录nba的几率那个大时，我已经开始暗自为出书做着准备。

佩服那年的自己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与文字为伍的日子每天都是愉悦。新概念的夺冠帮我开拓了一种生活新的可能性，，一种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的可能性。

当写作的潜力得到肯定后，激发了我对文学更大的兴趣。每堂无聊的课（基本都很无聊）我在笔记本上涂抹画画，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把打印纸压在作业本下，一砖一瓦地构建自己的文学城堡，还要时刻应付父母的突击检查。他们始终把我的获奖看做一种瞎猫撞上死耗子般的幸运，不是我开了智慧的天眼，而是评委们不大长眼。

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创作的痛苦不被人所理解，创作的喜悦不能与别人分享，当作品完成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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