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能遇上一位好师傅这才是你的运气。李延龄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艺活的事，认真学，能有个一百来天，就足以蒙人混事，但是你如果要更上层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老四悟不错，千万不要满足一些，行行状元，好好，当厨师照样可以人地。

那时候，找我的帮忙人渐渐多起来，那个年不像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找个熟人，都要开后门。凡事一定要有熟人关照才靠得住，那些喜上馆的人都希望与我朋友，我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都是些手有钱的角，照李延龄师傅的说法，有能耐的人才会经常上馆，你多结识一些这样的人，日后自然会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跟李延龄学了一年多手艺，他老人家就退休了，当时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不像后来，烹饪界动不动就喊他李老，尊他为厨王。

我差不多就算是李延龄的关门弟了，他退休以后，我常常一本正经地到他家去请教，听他传授经验。说老实话，我还就是喜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漏了，我去找房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的屋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边为他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过大风的人。李延龄的观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名气，这理就像今天的馆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地提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和老丈人过生日，阿妍的小妹结婚，小弟结婚，就让我去掌勺。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办喜事不上馆，都是在自己家里办，如果地方不够大，还要借邻居家的地盘，屋檐下院里，只要是个地方就行。不仅是丈母娘家给我这个脸机会，她家的亲戚朋友家也纷纷邀请我去。毕竟我是名门，人家一听我是什么馆正经八百的厨师，先从心底里开始佩服了。有一次，我还将我师傅李延龄请山，由他老人家亲自面为大家了几样菜，有一鱼得真是绝对有平。可惜好菜也要有人品，遇上不懂吃的人，也是白力气。我的这些事，了也就了，仍然还不足以提我在阿妍家的地位，虽然吃的人赞不绝，她家的人却从来都不肯说我好。

阿妍那时候卖猪也是个很吃香的工作，因为猪价格都是统一的，瘦一个价，给多少瘦搭多少，全看卖的兴。很多人为了少搭一些，拚命讨好结卖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卖的绝对比知识分有地位，当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和阿妍朋友。我们的日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总的来说，日过得很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我天天骑自行车送阿妍去上班。那时候社会风气并不比今天差，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在菜场上班，她天天都是半夜三更地就得赶过去。阿妍并不要我送，她本就不在乎，我母亲也为这事老跟我犯嘀咕，说你这样，天天要少睡多少觉。我说少睡觉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喜去送她，我愿意天天这么送她。

虽然一路上也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她坐在我的车后，用手搂着我，那觉真的很好。只有在这时候，只有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穿过静静的小巷，骑在大路上，我才觉到她真的是我的老婆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觉甚至比睡在同一张床上都实在，阿妍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人家明明早就是你的老婆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觉？”

阿妍又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是谁的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