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咋了？够年龄，手续全，双方又都愿意，扯这个啥！留下钱还能买两盒火柴，都是拿当地的勾当，手续不全给座金山也不敢办呢。”最后只将糖上一块，权作对男女青年的祝福了。后来青年人办理登记手续就要送上一包石林烟，一袋糖果或瓜籽啥的，老王就吃惊心：“这是咋了，你家里开银行了还是开金矿了，咋这样破费？”青年人却不屑一顾：“一小小的意思，结婚时还要请你喝喜酒呢。”老王百般不要：“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可青年人将烟、糖往他屉里一就跑走了。老王的心就要上半天。日久了，每对青年都是这样，像每天早上必须洗脸吃饭一样地习惯、自然。渐渐地老王的心就不再慌了，偶而有空着手来办手续的，老王还会到吃惊：这是咋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绝不让人犯难：只要手续齐全，年龄够格，给不给烟只是一情问题。

渐渐地有的小青年对当今的法定婚龄就合不上拍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岁——还得各是周岁方可登记结婚，这让他们到时间过于缓慢，日于过于久远，一狠心就来个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或奏已先斩。而计划生育对其关卡把守得又十分严格，什么结婚证，准生证，日本。要证证俱全并严丝合方可怀生育，否则将视为非婚生育并罚得一败涂地。于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着脸让老王抬贵手，他们好开闸放！老王别看一包香烟，一包喜糖已司空见惯，在这个大事大非问题上决不手。就板着一张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脸说：“先把村介绍信和本递给我看看。”要村介绍信是手到擒来的小菜一盘，只要给村会计两盒好烟，供一顿好酒，别说一张介绍信，可像开纸似地随便撕扯。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乡派所里通，那是乡村或门的角才能办的，一灰土的老百姓不是异想天开么？而老王又将这关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错，就一直金不开。于是有人就想到了钱，三十，五十，百儿八十地变术似地来回倒动，起先老王决不允许，并认为这是赎职，是受贿，一辈清清白白，看临近退休了犯病不值个儿。

小青年们却前仆后继，苦战不休，有的甚至论今喻古，百般规劝。日久了，日也苦了，老王也见一些领导和别的站所凡有权柄的人都使尽浑解数，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镜，溜溜溜地风转，惟恐有滴的闲置或浪费，小日就一个个都过得有滋有味，甜甜。而他，作为一个老民政助理，要是不为那个空有虚名的所谓“清白”，也许早上去了，或者日也早过得红红火火的了。如今人们为捞钱绞尽脑，不择手段，有的父爷们儿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让，朋友哥们儿更是反目相仇，誓不两立，多少领导在台上说得天坠，慷慨激昂，一下台寸金必夺，寸利必争，他还“死看死守”地为哪般呢？于是就胆胆怯怯地收一儿，但心很怯，手很，如人家给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还要鼻地说啥：“权当我买包烟了，只你这一件，只你、我两个人知，对外跟你老太爷也不能说，要么丢死人——你我都完了。”

渐渐地觉得也不算啥事，别人都这样，我老王咋了？脑袋上长包了还是让大鞋端了？为稳妥起见，有一次还到邻乡民政的同行那里观观，探讨探讨，见也都大同小异，表面上都说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里的摆设就一目了然了，没外块哪来恁大的房，恁多的档家？就你能，别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觉，蹲在门喝西北风？于是就胆壮起来。你给，我就推推让让地收下来，不给我也不求索要。后来连推让也不推让，你给，我就一声不响地揣兜里。再后来，凡不到法定登记年龄的来求情登记结婚的，低于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给办了。况且现在不到法定年龄非法结婚的民政门又有明文规定，罚款两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将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收费底线，由过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则是没人冒这个风险的。渐渐就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凡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凑足五百元的好费也不来找老王办手续了，来办手续（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连鼻也不哼一哼了。渐渐的老王已不满足于仅仅就非法结婚方面的服务了，就是够法定结婚年龄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轻易不给办理登记手续了。如本上的生日期和份证上的生日期不够吻合（一些农民常常将生日期的公历和农历相互混肴颠倒），或村里戳盖得不够清晰，这些都是不能办理登记手续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说要上下村理早婚罚款，今天没时间，改日再来吧。有明白的就拿个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码图个顺当吉利。老王才滞滞扭扭地给你办理登记手续，还说也就是你吧，换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