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给五百元也不好使呢。这样一来，有一不又已看好了结婚日的往往就错过了登记时间，有的甚至认为反正男女双方都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一你不愿给办，我还不办了呢！这就现了够法定结婚年龄又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生了孩的家，而计划生育门又将这生育视为计划外生育，非要罚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状，最后就牵扯到了老王。这就是宁长受理的另一件索贿案件。

当宁长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红柳乡民政助理办公室的沙发上时，老王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也一动没动。他不像杨晓宇那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熊样，他像傻似地闷不作声，间或用一细细的竹签一下下地抠着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脸由白变青，由青变紫，像电影里不断变换的镜。

当王祥又就班地问着姓名、年龄，籍贯，职务时，他竟像一个刚会发音的孩，一字一字地向外吐着。给人的觉这声音好像不是从他嘴里说来的，而是从鼻里憋来的或肚里闪来的。当宁长问他是否有索贿行为时，他苦着脸，一声不吭，又一下下地抠着指甲，有几已冒了血丝，仍在专心抠挖，好像那并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的饰，脸上就像给闪光灯晃过的一样，不时地变换着青、红、白、紫等各颜。

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手都地抖着。然后拿手去上摸索了三次，才从衣兜里摸索一张两元钱的票。他用力地拍了两下脑袋，就重新回到办公桌前翻找，到底找一盒红塔山香烟。再蹒跚地走到宁长他们跟前，哆嗦着一人递给一支。当他们都说不时，自己就莫名其妙地上一支，慢慢地起来，他以前是从不烟的。有人从此得结论：烟一半是闷着学会的，一半是闲着学会的，还有的一半（不知这一半应该加到前边的哪个一半才合适些）是着急上火学会的，老王的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学会的。

等人家再追问他索贿行为，他就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直到宁长他们终止对老王的第一次谈话，他仍是一声接一声地着气，好像这是一特长或好，只有这样心里才舒服，才好受呢。

下午第二次谈话一开始，宁长发现老王的嘴三角区鼓起一个红疙瘩。当他挠过两次之后，脸就发白发灰，上冷得直打哆嗦。宁长赶叫乡里派人送老王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就传老王生疔，发烧的消息，又传他可能是血染，也许是败血病云云。

半个月后，宁长他们第二次来到红柳乡调查民政助理老王索贿案时，听说他已院，正在家里休息。宁长他们不好上就去，两个人便在乡上慢慢地溜达，思考着该案的展和应对办法。突然迎面走过来老少五人，为首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走到宁长跟前扑通一声将双跪下来，另两名年轻女和两个孩也齐刷刷跪在路旁。两个人正莫名其妙，那老年妇女就一边泪一边说：“老王罪该万死，念他为党工作多年，一时糊涂，放他一。我们这一家老小还靠他支撑门面，抬抬手吧……”说着递过一包钱和几页写满字的稿纸，“这里有老王的检讨，有他受人好的钱财。这两个一个是我的姑娘，一个是我的儿媳，那两个是我孙和外孙。他一事，我们全家都跟着抬不起，没脸见人，看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抬抬手……”接着就痛哭不止，年轻女人及两个孩也跟着低低地啜泣，一时间大路上悲声一片，场景十分凄凉。宁长也心里酸酸的，他最后说：“你们要好好劝劝老王，一不要上火，二要认清自己问题的质，积极和我们合，我们会据问题的质和老王的表现，适当理的。”老妇人就带着一家三代五人再三磕致谢，才缓缓离去。

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对老王留党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分，工资降一级，调离民政助理岗位。

此后老王见人就说，共产党的天下，挣钱要凭力气和本事，脏事不能，赃钱不能，赃钱睡凉炕，早晚是病。两年后乡党委又安排老王了民政助理工作，直至退休。工作好坏不说，光锦旗就收了十几面，表扬信贴了一墙，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王迷途知返，晚年保平安，光这些锦旗，退休后衣服都不用买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