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典型情。郑板桥的这田园理想是建立在他对贫苦的农民充满博神的诗一般的情之上的，接近于家髓。正如曾国藩的田园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维系家族制度的情之上，与儒家族观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辅相成。因为田园理想使家成为一个单位，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分；它也使乡村成为一个单位，是整个政治文化制度的组成分。

接近自然就意味着与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并非农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学者与富庶人家总是有一渴望自然的觉。一些著名学者的家书家训总是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文明的重要一。这是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刻的方面。我从郑板桥异常珍贵的家书中，随便选了一封给他胞弟的信。板桥家书应该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书：

如果简朴可以使家延续和完善，那么简朴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延续和完善。对曾国藩来讲，以下这些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

科举制度到唐朝（7～9世纪）已经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在后来的朝代中，科举制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这机械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智力测验。这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不断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再生能力得到周期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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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提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增加，从而使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使国家能对人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这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度中已形。公元3～4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得对名门望族有利，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不仅从农村来，而且更要回到农村去，因为田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田园理想，地扎在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中国生活模式的创造者们在文明与原始的生活习惯之中，维持一个不偏不倚的平。他们得如此漂亮，不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吗？他们选择了农村文明，忌恨机械发明，喜简朴的生活，他们发明了各舒适的生活方式又不被这些方式所束缚。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返朴归真”。是他们健全的本能指导他们这么的吗？

〖吾弟所买宅，严密栗，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几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破屋丛，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筑一土墙院，门内多栽竹树草，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满树。立院中，便见烟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在这仲情况下，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显然比外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我们会饶有兴致地看到，曾国藩这位了不起的将军和当朝宰相，在给他儿及侄的信中，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养成奢侈的习惯，建议他们菜，养猪，给农田施。他明确告诉孩要勤俭持家，这样家族的繁荣才能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