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而歉，并且在警察的护送下将鸦片送回。一位牙医曾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将军了一次牙。将军大悦，授了一个衔给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将军的荣誉。有一次，某的电话员请他接电话，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没有称呼他的衔，他来到里，找到了那位电话员；当着军事参谋成员的面，扇了电话员的掌。1934年7月在武昌，一位妇女因为天穿短睡在外而被捕，监禁几天之后便死去了。这位妇女原来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于是被枪毙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报复是甜的。然而，并非所有可能被捕的妇女都是长官的妻。结果就不总是甜的报复。儒家是赞成这样的。远在《礼记》中，就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于是，恩惠就成了社会等级观念的重要组成分。逻辑上必然导致儒家“仁政”的理想，即由讲情面的仁人君所理的父母政府。老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1他讲的难不对吗？孔天真地认为国家有足够的仁人去理人民，他显然计算失误了。在人类生活的田园式质朴阶段，这理论可以行得通，然而在当今飞机和汽车的时代，这理论注定要失败，它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1据考，此言于庄之，林误。』

如前所述，这现象引起的唯一可称的后果是特权和贵族阶层的消失。这又将我们带到命运这个题目上来。使这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的因素是：没有谁会永远被踩在脚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经常调换位置。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总有之日，“天理循环”。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有韧，有雄心，他就可能升迁，爬得很。谁知呢？一个豆腐商的女儿很可能突然被一个有权势的官员和陆军上校看中，他的儿可能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市长的看门人。一位屠夫的女婿，本来是一个中年乡村教师，现在突然通过了科举考试，像我们在小说《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样。一位绅士从城里跑来请他去住在自己的府邪；另一位来和他“换庚帖”，结拜了兄弟；第三位是个富商，赠送了他几匹丝绸，几袋银；知府自己则送他两个年轻女仆，一个厨，以免去他那个农民妻的厨房劳动。那屠夫迁人了城市中的新宅，满心喜，完全忘掉了自己以前是如何欺侮这位女婿的。他说自己一向信女婿会有飞黄腾达之日。他现在随时准备放下屠刀，靠女婿安度余生。这些事情一发生，这位士的之日也就到了，我们羡慕他，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称之为“命”，或者“运气”。

宿命论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它是儒家传统意识的组成分。这信仰与社会等级观念密相联，有以下说法为证：“安份守己，听天由命”，“顺应天命”。孔在谈到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宿命论观是中国人个人力量与满足的来源，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心灵是那样平静。既然没有人能够在所有的时候都幸运，而且好运气不可能同时降到每个人上，所以人们便乐于承认这不平等的合法，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有雄心有能力的人总有机会通过科举升迁。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运气和能力由社会底层升至特权阶层，那么只能说是这次到他了。一旦特权阶层，他就会不释手。地位的升迁带来了心理的变化。他开始喜社会的不平等，喜他所有的特权，他上了这个地位，就像拉姆齐·麦克唐纳1上唐宁街一样。麦克唐纳走上那唐宁街十号的台阶，呼着那儿的空气，到心旷神抬。事实上，每个现代中国成功的革命家的脸上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转变。他用自己的铁蹄践踏着版自由，其卖力程度，并不下于他在革命时期谴责过的军阀们。

『1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

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面”。他可以凌驾于一般法律和宪法之上，更不用说什么通规则、博馆规定之类，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送给别人”。这里我们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它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往的最细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