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不祥的影正笼罩在地平线上。这就是汉语里的“先礼后兵”。即将叛的政党总是把中央政府说成“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更加圆地要求叛党“团结一致”、“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因为我们生于国难当的时代”云云。与此同时，双方的军队已越来越靠近决战前线，壕沟也越挖越。找到漂亮借的党派总能在大众里获胜，于是，死的语言就变成了骗人的语言。只要你有一个中听的借，你想什么就可以什么。

以下是中国人善用文学技巧的一些例。当某省政府准备实行鸦片公开销售政策时，他们发明了一个聪明的四字诀作为号：“寓禁于税”。只有这条标语才能将此项政策推行下去，任何其他号都不能代替，上海战争之后，中国政府从南京迁都洛1，其名曰：“长期抗战”。在四川，一些军阀迫农民植鸦片，竟聪明到想要征收“懒税”来惩罚那些懒得不想鸦片的农民。前不久，四川又炮制一新的税，称为“友好税”，换言之，现在的田赋已经30倍于正常值，要在此之上再附加一项，以使老百姓与士兵之间变得友好，让老百姓把钱付给士兵，使士兵不再自己外抢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私下经常笑话那些洋鬼“脑简单”的原因。

『1原文如此。』

这文字灾难只可能发生在一个笃信错误的文字标准的国家，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小学作文教学法所带来的恶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目睹这文学暴行的现，他只能以下的两件事情中的一件。其一，他可以采取传统的文学态度，仅仅把它视为纯正的文章，不见得非要与应该叙述的事实有什么关联，然后品味其中的言外之意。否则，其二，他就必须要求文字与思想更为接近，要求一个新的文学标准，用一更能表现人们的生活与思想的语言来写作。换言之，他必须把这拖沓冗长的表达方式的泛滥，更多地看作一源于文学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恶行。但他也必须相信，只有剔除这文学上的恶行，才能清除掉政治上的恶行。

文学革命

确实需要行一场文学革命，这场革命在1917年终于爆发了，由胡适博士和陈独秀领导，主张用白话行文学创作。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几场革命。唐朝的韩愈就反对过五六世纪的绩丽文风，提倡使用简明的文，恢复一更理智的文学标准，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读较的散文。但这却使我们回到了周代的早期文学，仍然是正统的观；它仅仅是模仿古人，这件工作并不容易，韩愈之后，文学风尚时而模仿周代，时而模仿秦汉。当韩愈自己也足以被称作古人的时候，唐代也变成在不同时期供人模仿的盛世了。宋人模仿唐人，明清作家模仿唐宋。这样，文学风尚就成了各模仿之间的竞争了。

只是到了16世纪末期，才忽然崛起了一位人，宣布“今人写今语”，表现一彻底的历史光，颇有远见卓识。这个人就是袁中郎，此外还有他的两个兄弟。袁中郎敢于以俗语寻常语文。他提倡的文曾蔚然成风，有一群追随者，自成一派，这就是有名的“公安派”（公安是袁的家乡）。正是他曾致力于把散文从当时刻板浮夸的格局中解放来。正是他曾说过，写文章只须“信腕信”，也正是他尽力主张作家要有个人风格，相信文学只是“独抒灵”，而灵是一定不能受到压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