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我之所以在此大胆地举这个例，是因为那个副长已经作古，并且即使谴责也还是太便宜了他。如果我不这么，中国的小说家们也一定会这样的。这个副长叫唐有壬，一个年轻的“小白脸”，是汪卫的门徒与心腹。在汪卫任外长时，混到了一个副长的职位。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车去上海，向日本总领事馆迷职。日本总领事馆给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利用他的权力使去国从事小麦贷款谈判现正在归国途中的宋文在途经日本时去一趟东京。然而这个宋文却拒绝这么，于是这个副长也因为第一次就没能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被日本总领事痛骂了一顿，尽如此，唐有王仍然持每周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汇报。他所的一切过于臭名昭著，就连沪宁铁路线上的警察们都瞧不起这个小小的“大官”。一次，唐要去上海时，一个乘警彬彬有礼地问他，阁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唐一回来，就向汪卫“哭诉”（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抱怨乘警们缺乏礼貌，但是汪也无可奈何。这个事件虽不重大，但却很有意义，就这样结束了。

通过这个事件，读者似可明白，谋杀，包括谋杀唐有王，是民众对政府中亲日派愤情绪的爆发。1935年国民党召开大会，汪卫站在照像机前在拍开幕式的照片，一个假扮摄影师的人在照相机黑遮布后面，用左手枪对准他，然而枪打偏了。一个月后，那个唐副长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时，在家门的石阶上被开枪打死。后来，又发生了杨永泰被谋杀的事件。这是北京当局一个明能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国民党政府里的。

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暴事件，不断促使政府考虑与日立即开战，停止蒋决心行到底的剿共战争。这些暴主要是8月份广西的叛和12月份西安事变，然而，这些反叛的动机无论多么复杂，却都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受到这些事件的全义。共产党，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事不计个人恩怨，而是从国主义发，他们的诚意，早已得到证实，共产党救了蒋的命并力主将他释放，这一，使蒋本人也对共产党的诚意确信无疑。那些在广西反叛时怀疑李宗仁与白崇禧将军要求与日开战的诚意的人，也在战争爆发后被迫改变了看法。李、白两人发誓要与蒋团结一致，全力支持蒋抵抗侵略者，他们实际也是这么的。不那些反叛将军的行为动机是于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与日本立即战是否可行，这些都无关要。事实仍然是，全民族已经开始认识到一步妥协退让的危险。他们看到日本的野心永无满足之日，他们要征服中国的念，也永无刹车之时，而再让中国人的一寸土地也实在不能为一个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决心不惜打一场大仗以抗击日寇的要关。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蒋介石闻到了，他知了。

因而，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澄清当前的形势。这个问题原本是由遍及全国的学生游行提来却又未能解决的，但是现在又由这些军事家有力地摆在了政府面前。尽国民党政府仍在采取着一个比较温和的对日政策，但它的实际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后都有所增加，这也是它受到人民拥护的明证。蒋介石以其定和异常明的手腕理了这些反叛。他变得渐渐成熟起来，较能克制自己。在理广西反叛时、他俨然变成一个政治家了。面对自己的反对者，他胜利了，然而这胜利却远远超越了党派或个人的范围，因为在胜利的同时，他接受了对手的观：完全有必要制止一步的侵，要和日军面对面作战，尽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臼军相撞，现在仍然能够避免一场大战。这一，从蒋介石在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期间的犹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来。再者，他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预言日本的下一步侵一定是在绥远，当冲突真的到来时，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它的军事武装力量去对抗日本的侵略。日本军队被赶绥远，中国人民振奋起来了。我仍然相信他这样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民，他相信绥远之争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但至少在表面上，他这样是完全顺从了人民的意愿。而只有服从人民的愿望，他才能当统帅。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他新近采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回报；国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说的那样，这些反叛澄清并加了国民的对日态度，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这些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么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说成是真正为一个统一的立场和统一的战线铺平了路。这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