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战争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是情节起伏跌宕、颇富戏剧的事件。承认上述各之后，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位湮没无闻的张学良将军以充分的赞扬，因为他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在整个理过程中，都完全于国的而非个人的动机。在迫蒋介石签署统一战线的协定，停止围剿多少年来一直渴求建立统一战线、渴求获得与日本文战的机会的共产党（这些无效的围剿于国家无补）这个问题上，张学良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呢？答案很清楚。统一战线是中国形势的逻辑发展，然而，没有西安事变，它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也就不会作好抗战的准备。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标志着国共两党重建友谊关系，共产党许诺停止执行它的其他主张，条件只有一个，即南京答应抵抗日本，并且永远不再将中国的一寸土地让给日本。

西安事变被证明是中国所有党派和团团结起来，跟在蒋介石后面，一致抗日的信号。于是，这样一个循环完成了：它起始于1935年夏天日本谴责蒋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国各党派团联合起来，以他为民族领袖而告终。

我在1937年天的文章（《中国准备抵抗》，载《外事务》1937年4月，纽约）末尾警告说会有一个最后的爆发，人们会诉诸理智：“……最后，这就是中国，被一个她内心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负了许多年，被得痛苦不堪，在对国际外的幻想破灭之后变得冷酷起来，最后，终于获得归结要靠自己的教训。站在民族的前列，终于调节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调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纠缠不休，然而最终被一烈的情统一起来的，是一位意志走、诡计多端的现代政治家兼军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往长期受中国政府的压制，当它最终爆发时——如果日本人继续施加压力，它是会爆发的——那时全世界都将为之一震。这爆发会产生比上海战争更为壮观的结果。唯一的选择是立即实行一条古老的哲学原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笔者以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了中国抗战的基础，以及战前那些年代各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图画，目的是要表明，并使西方读者能够懂得震惊世界的中国抗战之实的结构与内的组织。我想要说明的是：首先，中国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间而不是之后，中国在这么多年期间，从日本人对我们人民所作的“神大动员”中获益非浅。如果日本没有利用伪满洲国表演了它的一贯伎俩，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图，如果中国决定在1931年就与日战，中国抗臼的基础就不会那么普遍和人心；其次，我想说明，战争是由于各大历史力量发生了冲突而引起的，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这建设成了与日本向这个刚刚开始发育成长的现代统一国家发起攻的计划争时间抢速度的竞赛。第三，我希望说明抵抗的愿望来自人民，这志愿迫使政府提前表态，提前行动，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败；第四，我想说明现代中国没有民族败落的必要条件，与宋明两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国领导人之间微妙的倾轧与私下争吵的情绪。这首先得归诸蒋介石的领导，以及他那使其他党派能够对他诚实的、尽是现实的、冷酷的国主义确信无疑的能力；其次，这一切还必须归功于有真诚的国主义和宽宏大量态度的广西将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产党的领袖朱德、泽东等人。难我还需要调以下这个事实吗：朱和在西安掌握了一个与之打了8年仗并悬赏捉拿他们的人的命，而他们还是宽宏大量，不记前嫌地将他释放，因为他们相信，中国需要这个人来参加全民抗战。领导人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携手合作这一，我认为是中国人神复兴的一个最好的标志。相比于历史上宋明两朝未年中国君臣之间的微妙敌对而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我看到中国因此团结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祖国已经度过了她在现代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蒋介石其人其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