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善于临时利用某些政治集团以达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与这样一群鱼龙混杂的政治家们打，行最激烈的内的明争暗斗，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恶势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们铲除净。他必须建设一个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权，尽这个过渡时代所提供给他的仅仅是一些不完的官员。他与每一个朋友战，又与每个敌人重修旧好。他让军事上的敌手，被自己打败的唐生智将军，在自己的秘书里任职。唐生智后来虽曾反叛，最终却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战之后的一年半里，使中国人中的所有的十九路军英雄们名誉扫地，他收买了与他战的军阀手下的将军们（无法收买的共产党军官们除外），他切断真正大的对手们在各地的联系，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军队。他任、老练、明、富有远见、执著、顽固、冷漠、残酷、工于心计、狡诈、野心，并且国。他成熟、视野开阔，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幻想一个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幻想自己成为它的领袖，这两个幻想同时现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讲演几个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现在前沿阵地上。

至于他的民族领导的地位，不战前战后，我以为他都在十分危险的时期熟练地掌握着国家的航向，他也犯过致命的错误，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了他在放弃满洲和1932年上海抗战这两件事情上表现来的不近人情的内心冷漠，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这样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中的亲日集团，向日本磕，他经常离开南京，尽量避免在谈判中抛面，他要么呆在牯岭，要么与共产党作战，要么坐飞机从这个省飞到那个省与任何他可以找的并且可以与之斗争的人和事作斗争，或者至少可以视查一下城市的供装置和河堤。这招玩的时间太长了，以至那时蒋介石返回南京行一次飞行访问也被视为一起不得了的事件，日本恼怒至极，最后要求直接与蒋介石本人谈判。这成为了他的殊荣，在江卫被刺未遂之后，蒋介石重掌谈判的大权，日本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对话，这时，在中日谈判中就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在为期83天的谈判中，从1936年的9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一个条件，中方就提一个相反的条件作为换。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间开辟飞机航班，中国的换条件是要求日本飞机停止在中国领空的飞行；日本提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外长则提派遣队去消灭在满洲的共产党！在中日谈判史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自己置于与日本同等的地位。

人们很可能会相信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化的程度。这看法也许有其合理之，因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确实增了中国人的反抗神。是蒋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绪，然后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以之为否。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蒋介石确实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这后一，即内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日本人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就对此寄予希望。这一已经被蒋像变戏法一样地变掉了。

我以为蒋介石利用汪卫以及察哈尔－河北临时议会与日本周旋的真正动机，是要在与日本开战之前建立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一心要消灭掉共产党。现在得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情结，这是从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开始的。他认为自己能够剿清共产党。但他不能。于是，他剿共的决心就越大，直到这成为他的顽固成见。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已经证明是无效的。他费了长达7年之久的大好时光，枉费了相当一分的国民收，与共产党打仗，行了5次围剿，投了越来越多的人力与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围剿，他纠集了近100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了他们的盐、和医药用品的来源。他“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的防御工事，并用机枪和大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缓慢地，缩小包围圈。他们付了昂的代价。”这些是埃德加·斯诺在他引人胜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围修建了一‘长城’，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