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

这里有他阁下的一则风故事——台湾名女人严女士，有才思而通书，凤冠一时，和台洲太守唐先生思恩。后来唐公调走，圣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罗晚期杰的讽刺作家，无神论者、原唯主义哲学家。，又气严对自己冷冰冰的，看到里，计心，乃一个小报告打到中央政府，说唐先生“挟狎游”。接着把严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认。她知一承认唐先生便会完，于是“不吐实”。圣人嫌衙役打得太轻，还亲自动手，严女士着实有骨气，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气，把她押到会稽，一面坐牢，一面她卖。

看着大狱将兴，幸亏宋王朝皇帝不个个都是混，拿着朱熹先生的奏章，询问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来）对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岳商卿先生当巡回法官（提典刑狱），把严女士当堂释放。严女士以词谢之曰：“不是风尘，只被前缘误。落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满，莫问归。”

呜呼，我们就这段故事，为的是敲一声锣，让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唯史观。，在《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真不知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病，绝发明不来也。如果这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砸锅戏也。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宣，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以致闹得邵各界，全哗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