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一本欧洲的小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德或情〉，那图真是惊人，一边放活生香的图片，一边摆吊死的镜。似乎死亡能激起的快，暴力能增加的刺激。

这件事大概问日本人最清楚。算算看，日本的成人漫画和电影，有多少不是与待有关？有个日本学生对我说，这是因为日本男人的能力太弱、官也太短小，所以产生反动力。但是据我研究，应该有四个原因：第一，过于制式、严谨的礼教，日本人有着极大的压抑，一有缺，就要迸发。想想！那见面要鞠九十度的躬，对师长要如此尊敬的民族，怎么会在二次大战作那么残酷的屠杀？德国人也一样啊！平常对人客客气气，多收你一钱，都要歉老半天；盖起哥德式的“科隆大教堂”，更好像能够用“塔尖”摸到上帝的脚。但在一次大战，又是多么狠毒！还有，在棉的波布政权，前后杀了多少人？你知那些刀，把人膛切开来摘心，又用人垫锅烧饭的士兵原来是什么的吗？他们居然多半是淳朴的农民哪！

还有一回，我同时抓了两只大黑蜂，把它们挤在一块，两个就抱着缠斗，我试着找开袋，把袋扔在地上，看它们是不是就不打了。

我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让派来，巧克力的盒。那里更小，更容易滋生苗，也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世上，无论人或是其他动，数目增加太多，地方变得太挤，就会发疯、就会、就会打架。连我在捉虫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觉。

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所有的杀，都是生化或人类历史的一分。

所以，愈是礼教严谨、生活平淡的人，一朝失控，起坏事愈可能“教你难以置信”。

于是我想，如果螳螂在外面碰到，也有许多树枝树叶的阻挡，必须追来追去、躲来躲去、抓来抓去。甚至到树下，得一泥沙，才分胜负，我何不也布置这么一个“自然的场景”，让它们表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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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杀之”就要上演了。

它们还是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烦，跑去看报，看完回来，它们还在里面打。

近午才起床，我没有像往日，先冲院为螳螂们抓虫。原因是：第一，派前天吃七只大黄蜂，现在一定还不饿；第二，客人昨天自己先捕了一只大黑蜂，夜里又吃了蜘蛛，也够了；第三，它们今天将要遭遇，不是“相亲”就是“相杀”。如果属于后者，总是愈饿愈有戏看。

记得有一次，我先在塑胶袋里捉到一只大黄蜂，才转，又发现一只又圆又大的“红蜘蛛”，于是再把蜂蛛抓了袋里。

第二，在日本那么男尊女卑，丈夫对太太可以颐指气使，女人对男人要卑躬屈膝的社会，使男发展专制和独断的行为模式。不但在日常生活上要役使女，连在“房事”上也要“力掌控”。

“”和“搏斗”都是最引人的。起码可以说情和暴力都是最刺激的，你甚至可以把这两件事看成一的两面，情和暴力本来就分不开。

首先，我解开橡，拿下纱布，把曼陀罗枝，从派的罐里拿来。让新螳螂和派遭遇的时候，无论相亲或相杀，都能有个较大的空间。

在这么之前，我也经过一番考量。想到古罗的斗兽场中，加了许多山丘、树丛，使那打斗格外真，仿佛在野外遭遇一般。

第三，我猜想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时的残暴经验，固然使很多日本老兵后来反省、惭愧，而自动在中国歉、认罪。但是也可能在许多人心里留下刺激的记忆。我相信许多那时的老兵还存有他们当年暴中国女人，用刺刀或梁秆中国女人下的照片。这经验，造成他们喜“暴力”的文学和影片。

大概是生的默契，它们两个一塑胶，就各据一方，准也不理谁。但是当我把袋愈缩愈小，让它们挤在一起的时候，战斗就开始了。

只是，这罐实在太小了。为了便于观察，也为了使它们“窄路相逢”，我不能不移走各阻碍。

第四，是日本人的“学”。日本人的，属于“樱式”，即开即落、及时行乐，一方面发展镜月、浮生若梦的“浮士绘”（ukiyo一e）“的学。一方面发展对死亡的追寻。在波士顿术馆藏了一卷日本国宝级的画——”三条殿之火“，除了腾空的烈焰、被纵火的房舍，更可怕的是画了一群正在屠杀的军人。在六个人的注视下，一个血淋淋的人正被砍下；在长廊上，一个军人正拿着武士刀追杀一个跌倒的人。请问，在中国有这样歌颂”杀之“的作品吗？在中国的书店，又买得到把女人五大绑，称之为”绳之缚戏“的书吗？

于是，我又封起袋，拿屋，把它们全放派的罐。这使我想起儿有一次跟朋友到海边捉螃蟹，回来讲

当然，你可以想，我现在养螳螂就是在欣赏“杀之”。但这是生的杀，不是计划的杀。

吗？蜘蛛是带果香的，而且是“百香果”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