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权利问题

《孽》里描写的是一群男同恋，而这群人的格和行动是否像女人，书中的确没有什么描述。那么，假若同恋者确实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龙女士的质疑则是有理的；但假若同恋者中，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龙女士的质疑则显得不必要了。龙女士不是研究同恋问题的专业学者，因此同恋者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她可能也不太清楚，但心里存在疑问的。所以，她要质疑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台湾作家白先勇写过一本书叫《孽》，那里面讲述了台北市一群同恋少年的凄惨遭遇。台湾的另一位文化人龙应台女士看完此书后，颇有，发表了评论，称它是对老台北市的最后一瞥。现在，已经看不到白笔下的台北市景象了。不过，龙女士话锋一转，又对《孽》提了一质疑，称它没有对同恋气质探索。笔者的印象中，龙女士用的就是“同恋气质”一词。原话是不是这样，我已经记不大真切。但她的意思，我是知的。

她所说的同恋气质是指什么呢？简单地说是这样的，男同恋者在格和行动上是否像女人；而女同恋者在格和行动上是否像男人。也就是说，同恋群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

因此，用诉讼途径实现同婚姻合法化，有可能是一条最佳途径。

顺便补充一句，在国外，普遍的情况是，先现关于同恋者的反歧视法，后现关于同婚姻法；而在中国，这个顺序恰好反了。先有人提同婚姻法的问题，而关于同恋的反歧视法，却几乎没人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到目前为止，有关同恋者权利问题的研究，还十分不发达。李银河虽然提了同恋者结婚权利的问题，然而，同恋者尚有许多其他权利需要保护，比如平等的就业权等。因此，我们的法律还应该制定相应的反歧视法。

这可能与我们社会关注同恋问题的人太少有关，尤其在法律方面。中国那么多法学家，几乎就没人来涉足同恋这个群。而作为李银河个人，她自然是比较适合提同婚姻合法的问题。因为她是社科院婚姻家教研室的主任，是一位婚姻家问题专家。她的份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适合哪些工作。不过，中国的同恋问题总不能靠李银河一个人解决。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法学界人士来关注同恋人群的权利问题。

于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同恋者就可能事实上享受不到，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因此，我觉得制定有关同恋者的反歧视法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知，同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还受到一定的歧视。于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同恋人群就可能事实上享受不到。比如，同恋者应聘时，因为同恋份而不被录用；或者，已经有职业的同恋者（比如教师），因工作单位发现其同恋份，而将其解聘。而且，即使同恋者就相关问题向法院起诉，由于相关法律的空白，法院仍有可能表示，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驳回同恋者的起诉。

事实上，许多民众与龙女士一样，存在着相同的疑问，即同恋者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这样说还算客气的。更加确切的一般说法是，同恋者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妖怪。有关同恋者是不是一群不男不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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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而结婚权利肯定是一人权利，那对同恋当事人完全可以认为民政门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并以此为理由行诉讼。

如果法院真的受理了这案，由于这案件史无前例，而且缺乏的法律规定，法院很可能会逐级请示，直到最人民法院。而最院的法官们就有可能依据宪法神、人权原则，并经过权衡利弊，同婚姻合法的认定，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而这实际上，就等于已经承认并给予同之间的结婚权利。

（9）谈谈同恋气质

笔者认为诉讼途径既是可行的，又有特别的优势。可行在于，我们社会正在朝法治方向前，而在法治国家中，很多社会问题就是通过诉讼解决的。因此同恋问题通过诉讼问题解决是可能的。优势在于，用诉讼途径，同婚姻合法化被承认的可能更大。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该诉讼只需要两位同恋者向法院起诉，就可以实现，而不像行同婚姻提案那样，需要三十位人大代表复议；第二，法院的法官们相对于一般人来说更有法律意识，更懂得平等、权利的重要，也就更可能会认同同婚姻；第三，投票比例上的优势。法院的法官们只要有一半人以上认为同之间结婚是一权利，官司即可打赢。而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到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则需要有3/4以上的人承认同婚姻法，它才能实现。而这个比例上的优势是十分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