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现实的问题，一律到历史中去挖源（可以叫学术上的“揭批查”）。现实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文革”把人心搞坏了。“文革”为什么那么坏？是因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沿着这个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开。现实为什么这么坏？是因为上帝造了人。不是说历史与现实没有联系，而是应该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主因还在现实。如果说现实都是由历史决定好了的，那我们还研究什么学术呢？研究历史的目的应该是研究当时的“现实”因素的互动，以启发我们应对我们今天的现实。如果把罪责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于是逃避对现实的审视和判断。历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败，那实际是义正词严地声讨死者，而宽恕和纵容了所有活着的凶手。否定“五四”，顺理成章地就会否定革命，否定启蒙，否定“为人生”，否定一切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所的牺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区，抹杀十七年，消解鲁迅，嘲笑雷锋。思路淆的不会是历史，它只能淆现实。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得相反的论。但这样的双方论，都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帮”，它的历史观也跟“四人帮”是一致的。“四人帮”的最大错误就是犯了“改写历史狂”，结果在虚幻的改写历史中，既淆了别人的也淆了自己的现实。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都没有本质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对现实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告别革命也好，告别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词中的语废话，反正告不告别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对现实生活充满关的人，才会写诚挚的悼词。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首先保持了对现实的悟，才会不执著于对“五四”的或褒或贬。“五四”是难追的，我们能够追上的，是我们前的这个随时可能脱缰的时代。（此文系为纪念“五四”运动研讨会而作） &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慨，难写是因为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下箸。《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的是，思路还算连贯。”陈平原素以博闻记，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现的一陈平原的“思想矛盾”。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像并不“老实”，字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仿佛是一陈家洛的“百错拳”，里面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错。他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鲁迅的思路“近杂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很有特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努力。以这努力写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