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遇难。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旗下，整个国家仍于内忧外患的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陷苦苦的思索之中。陈独秀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1915年9月，一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心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遵新陈代谢之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人则人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充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六希望：自由的而非隶的。步的而非保守的。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希望包了民主、科学、开放、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陈独秀号召20世纪的青年，彻底清除官发财思想，“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当了解人生之真相。当了解国家之意义。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陈独秀期望培养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魄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在《我之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今日之中国，外迫于敌，内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旱疫病之行；凡此，无一不为国亡灭之源。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几个大字，作为“救国之要”。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刻反省它的积弊。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2）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齿上的新油和旧泥在一起，挂钟上的1234和丑寅卯并列在一起，北洋师的德国大炮上晾晒着禽飞兽走的大清官服……中学为、西学为用的理论使许多人仍旧沉醉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外国鬼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迷信之中。然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圆明园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杀的哀号和叫骂中，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地堆积起来。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来，从孔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来济世；从五行八卦，到画符念咒作法；从桃园三结义，到唐僧四师徒。集合了姜太公、诸葛亮、赵龙、岳飞、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济公、武松、黄天霸、秦琼、杨家将、观音菩萨直到玉皇大帝这样一支大得无以复加的队伍。结果，还是一败涂地。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我们所珍的文化传统，必须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鲁迅说：“不能革新的人，也不能保古的。”但是，这一本来并不奥的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能够怀着“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于是，大多数人都到了“撕裂”。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但并未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拥护帝制的壮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被视为激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宪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问题》一文中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逆。最早反对把孔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来。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说里，描写过“五四”时期闭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观。就在此时的四川，却产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锋，他的名字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