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发行到成都时，只有5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1份。吴虞地为《新青年》所引，积极投这场文化变革。他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辨孟辟杨墨之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行严厉的批判。他说：二十四史，徒为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恢张君权，崇阐儒教；于人民权利之得失，社会文化之消长，概非所问。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别无可记。呜呼！孔孟之在六经，六经之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之诛少正卯，孟之拒杨墨。吴虞犀利地指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作护命符的孔学说行了勇敢的质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南陈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发表的《孔与宪法》、《自然的理观与孔》、《乡愿与大盗》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宪法，指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专制政治之灵魂”。但同时李大钊说明：“余之抨击孔，非掊击孔之本，乃掊击孔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孔本人在历史上是圣哲，是伟人。陈独秀曾规劝青年要以孔、墨为榜样，吴虞也说过孔是当时之伟人，李大钊说孔是其生存时代之圣哲，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当时之德。还说孔如果活在今天，会创造新的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可见他们并非像今天一些无知学者凭空想象的那样全盘否定孔，而是认“五四”为孔的许多思想不适应于今天，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为一尊，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都很推崇墨的思想。在“五四”先驱的意识里，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在今天，特别应该纠正的是，“五四”时代并没有“打倒孔家店”这句被后人误传的号。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多思组成的，有比较激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较保守的，例如学衡派，但学衡派也是赞成改革的，还有主张兼容并包的，例如蔡元培。他们都主张改革传统文化，但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  华人小说吧电站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3）

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现代人心，适合现代，还有一班人要拿他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成了我们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解放思想、社会化论等各西方思，尤为突地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的新鲜血非这两位先生莫数。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血，都不推辞。”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所扫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薄而了。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文学是思想文化、理德的重要载，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