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女儿自言好，故遣君怀”的大胆主动，更主要的是以一半哄半嗔、亦抚亦怜的态度给了男方以神支，对男方像对小孩一样。这是“母”与“妻”的混合，最少“女儿”。把这叫恋母情结，并不是说男主人公像俄狄浦斯一样有杀父娶母的愿望，而是说在超越了这个概念的原始涵义以后，在一更广泛的意义上，男主人公不自觉地对母表现了烈的渴求和依恋，并且，这渴求和依恋不是直接寄托于母亲，而是寄托于对象，把它潜藏在之中。考虑到丁西林作品的时代及其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这“恋母情结”很值得思味。丁西林笔下的男女之间本有正常的引，但他们——主要是男方——竭力回避，谈变。如《压迫》中女客鞋里，男房客连忙提“如果要换袜，我可以走到外边去”，一本正经得令人麻。回避的方法是引另一因素，实际是禁忌的符号，即法海。这个法海可视作男主人公内心对的恐惧的外化。男主人公对妖女既渴求又恐惧，想图利又想去害。于是妖女披上淑女的外衣，以非因素来掩饰、冲淡。吉先生为了神经，任太太为了报恩，要吻醉客的妻为了意志独立，房客为了反抗压迫，瞎先生为了友谊，华华为了抗日，白蛇为了救人……他们与法海的斗争，表现了望与禁忌的冲突。这一矛盾是无法从本上回避的。战胜了法海，亦即证明战胜了恐惧之后，关系便以胜利果实的份有了合理，同时也证明了淑女不是妖女，于是关系便可以存在。而双方仍继续回避问题，讳莫如。一旦问题被尖锐揭到不能回避的程度，关系便不能维持，如任太太，醉客与主妇。换一角度说，只有在演戏状态中，关系方可维持，就如演员在台上接吻，对观众可以解释成“角需要”、“工作需要”，而演员本人实已受益。一旦走剧场，双方便丧失了这关系。这正说明男主人公的心理障碍之，不能客观地直面女，以为不洁，不尊，不敬。王老虎的只准结婚，不准恋，男房客的故意回避女房客换袜，从两个方面显潜意识中禁忌与渴望的战。于是，把这心态与恋母情结糅合起来，成一“假公济私”的形式，实际是婚恋关系中的一“准变态”。由于普遍的恋母情结和始终未能克服的禁忌的心理障碍，丁西林剧作中便充满了矫饰的、作的人生态度。这一笔者以前已有所论述。其表现是“舍曰之而必为之辞”，回避自己的真正望、意志、企图，而代之以漂亮的辞令，机变的哲理，把自己打扮成智慧、尚、正义的化。而可笑的是最后仍回避不了卑俗的现实，只不过那些矛盾由于巧妙的掩盖、遮饰而较难被读者注意而已。这矫饰的人生态度在戏剧结构上即表现为“欺骗模式”，在戏剧风格上即表现为“唯倾向”，从而形成了丁西林剧作的总特征。七至此，本文对丁西林剧作的心理行了一番剖析。这一微观研究所得结论有何一步的意义呢？本文谨列三作为结尾。丁西林是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也是京派的一员。这两派都有回避问题，标榜自然、尊严、健康等倾向。而如果对其创作实绩稍事解读，往往可见与表面现象颇不一致之。这从反面说明相当一分中国现当代文人，尽受过现代教育，也仍在问题上表现传统，即缺乏正确的观念，视女不是圣母便是妖怪等。五·四远远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京派小说和京味小说中此况犹存。赵园和倪婷婷对此有很辟的论述，可资参悟。形式研究不能脱离内容和意义。研究方法上，社会学的统计和心理学的分析是同样重要的。（发表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现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现代文学，研究到今天，几乎所有的角落都被人们搜捡遍了。就像今天的圆明园，很难再从中拾到一片残砖断瓦了。于是乎，研究者们都到了一困惑。但同时也有不少人从这困惑中到突破的即将降临。于是人们讲理论、讲方法，期待在自己手上突现这次历史的突破。然而文学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有不以研究者的主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并不是因为有了顿，元素周期表的现，也不是因为有了门捷列夫。科学的展无止境，文学研究上的突破也会不断现。但是，就一个的时代来讲，它的文学研究平是受这个时代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约的，也就是说，它的发展是有时代的极限的。古人研究李白和杜甫，不会把他们列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晚清人研究《红楼梦》，也不会得它的主题是反映封建制度崩溃的结论。所以，我们今天展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