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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阅读(6/6)

趋势,就应该看看它与当今的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再来探讨它本存在的潜力、矛盾等内问题。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客,已经成为一段静止的历史。自从王瑶先生《新文学史稿》问世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阶段的研究主无不服从于该阶段的时代神的要求。仅以鲁迅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次较大突破(或者是倒退),都与整个时代神、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研究的最平一旦与时代神的要求达到“互洽”,那么,突破便不再现,剩下的任务是巩固这一平,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未来突破行准备工作。目前,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涌现了许多探索的文章和力求创新的文学史著作,可是我觉得他们还只是尽到了“破坏”的作用,而突破不仅仅是破坏,还必须有新基础、新框架的建设。这建设何时能够到来呢?旁顾一下文学的其他领域,似乎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我们缺少一个切实有用的文学史理论,缺少我们自己专业的方法论,甚至缺少对于现代史普遍的基本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去向哲学、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求助,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也正怀着与我们同样的焦灼,他们也在期待着我们的有所突破将对他们有所启示和帮助。这是我们的现状,但整个现状是没有满足我们当今的时代神的要求的。时代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1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所思所作,要求这认识和评价与全民族从质文明到神文明的全面改革和开放“互洽”。由于这现状与需求的矛盾,我们可以说,突破的来临不会太久,但也不会太近。它不会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在几个早晨便战果累累。如果允许我仅凭直觉一个缺乏充分依据的大胆估计的话,我认为这次大的突破很难在新世纪的几年内实现。在此之前,将会有许多小的突破继续行着破坏和一初步的建设,正像大地震来临之前往往会有许多小地震一样。当然,设想归设想,我们不能据设想来安排我们的研究步骤。我们的仍然是现状。在这个现状的发展趋势下,现代文学史的诸如分期、质、主等基本问题将会现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结论。在大突破到来之前,微观研究将比宏观研究行得广泛、活跃。同时,方法论的问题也将由探讨到初步解决。总结的论著将有一定数量的涌现,作为大突破到来之前对旧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清算。它的作用和意义正如同鲁迅先生为他的杂文集所取的名字——《坟》。钱理群、温儒、吴福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说是这群坟中的一座。书中所采用的比较稳妥的结论的分,正是为这类稳妥结论所唱的挽歌;而那些运用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分,则为今后新著的产生暗示了一条新路。因此,于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一面应该对我们的专业前途充满信心,一面应该行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思想准备。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意义与专业研究、与时代神达到互洽。如果说我们的时代正育着一个振奋人心的质变的话,那么,我们即便成为历史的中间,也同时正了历史的幸运儿。    

关于现代文学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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