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族的发言人告诉他，查尔斯·林上校将不对此事作任何评论。林听到他们在电话上的对话，立即拧开图书室的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法院大门外的梅因街现场直播，背景是一片人声喧嚷。只听得播音员的声音说：“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审判刚刚在这里落下帷幕。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被裁决犯有绑架谋杀罪……”听到这里，安妮上请求丈夫把收音机关掉。几位记者开车到布郎克斯约翰·康顿博士的住地。康顿夫人说她将向丈夫转告这一消息，但康顿博士不会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或接受记者的采访。第一夫人依琳娜·罗斯福是当时少数几位敢于公开对本案的裁决表示怀疑的名人之一。这位总统夫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演说家，后来还被任命为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认为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布鲁诺·赫普曼犯有绑架谋杀罪。罗斯福夫人对记者说：“整个审判过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并不是同情赫普曼，但我一直在想，也许他真是无辜的。”《纽约时报》对赫普曼一案的裁决作了如下评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在霍普威尔的那个悲惨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团。只有作案人的代或新的证据的现才能帮助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此时的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已是一贫如洗。德华·雷立说，他仍然对赫普曼的无辜信不移，但是没有钱就一切免谈。于是，罗伊德·斐歇尔代替雷立成为被告方首席律师，他与原四人律师团中的弗里得利克·玻普继续免费为赫普曼辩护。同时，安娜·赫普曼带着刚满周岁的儿蒙菲尔德奔走各地，多半是德裔集居区，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审判是一宗冤案的人们一起，以各方式为本案的上诉募捐。一战之后，德国因挑起战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国人中反德情绪十分普遍。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德裔社区的人们认为，赫普曼和他们一样，也是族歧视的受害者。赫普曼始终称自己与林幼童绑架案毫无关系。在被判刑的第二天，他对记者说：“我从未见过林家的孩，也从未收受赎金……在上帝面前，我是绝对无辜的。”另一次采访中他说：“即使他们现在对我说，只要我将事情和盘托他们就赦免我无罪，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所知的一切。”《纽约时报》记者远渡重洋，到德国采访布鲁诺·赫普曼70龄的老母。老太太说：“我知我的儿是无辜的。但林希望这样的结局，于是一切都照他的意愿发展。”其实不少业内人士也有同。查尔斯·林上校在为时33天的审中天天到场，这无疑给陪审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他们几乎不可能作其他的裁决。法官托斯·特理查在主持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明显的语言偏向，以及原被告首席律师德华·雷立的不尽职，都使得赫普曼难以获得公正的审判。基于这理由，赫普曼新的两人辩护小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上诉。案被依次递到新泽西州上诉法和联最法，均被一一驳回。赫普曼的死刑执行日期随之一推再推，这时已改期到1936年1月17日。

赫普曼有罪（13）

作为最后的努力，罗伊德·斐歇尔和弗里得利克·玻普于1935年12月23日将本案递新泽西州赦免法，以图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当时的州长豪诺得·霍夫曼是该七名成员之一。1936年1月11日，赦免法以六比一否决了被告律师的申请，唯一的一张赞同票是霍夫曼州长投的，他的理由是，一本案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二舆论对本案的影响过大，用他的话说，是“报纸审判和裁决了赫普曼”。此时离赫普曼的死期只剩下几天了。豪诺得·霍夫曼亲临牢房探视，在与赫普曼一席长谈之后，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限再次推迟赫普曼的行刑日期，并宣布将亲自主持本案的重新调查。霍夫曼说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案情能大白于天下。孰料此举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报纸争相撰文谴责新泽西州州长的倒行逆施，霍夫曼的政治对手们甚至准备伺机对他行弹劾，可想而知，调查工作阻力重重。更糟糕的是，霍夫曼为该项调查而起用的首席助理、警探长埃利斯·帕克在办案过程中因涉嫌绑架供而被捕。结果豪诺得·霍夫曼不但没能拯救赫普曼，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州长连任竞选中败给对手。1936年4月3日晚847分，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在电椅上被以死刑。多年来，国的司法界和法学界一直在争论，林…赫普曼一案到底是不是一起冤案。侦破及审判过程中的若细节和疑被逐一提来广加讨论，比如赫普曼的英语不行，但法没有为他备合适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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