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一下到他上，他的脸以示迎。而他想投特丽莎怀中的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科学假设，可一个男汉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情（同——）”。

为了使这些句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mussessen？”托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病——同情。这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染了我。

他怎么会知？他怎么能估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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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从占领一开始，俄国的军用飞机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盘旋，托斯极不习惯这噪音，无法睡。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育来的一信念。尽我们不能忽略这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两天好而忧郁的日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应的祸）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托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

托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发蓬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行曲。

“非如此不可！”托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

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他在微微睡的特丽莎边翻来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谈起她的朋友z，当时她宣布：“如果我没遇到你的话，我一定会上他。”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使他落人一莫名的忧伤。而现在，他认识到特丽莎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过是机缘罢了。除了她与托斯圆满的以外，很可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制服，站在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属于他一个人。

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的气息。

与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斯告诉院长（俄国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上回去。他有不好意思，知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在这位瑞士大夫的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到甜的生命之轻托他浮了未来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