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叶圣陶先生还亲自给我修改过。卫老师接着说，这事你要保密，别对人家说。然后，卫老师又问达看过哪些书。达就给他说了一些。魏老师一边听一边说，好啊好啊，你这么小的年纪，看了这么多书，看书好啊。然后又说，谁谁谁的书不要看，什么什么书也别看。

达问为什么？卫老师说，不好，没意思，误人弟。然后说，哪些哪些书要看，谁谁谁的书要看。可惜，我那些书都没了，不然我可以借给你。

卫老师说的那些书，那些人，达隐隐约约记住了一分。文革第二年，无政府主义了，学生便去抢图书馆，混急迫中，当年卫老师给他说到的那些书名人名，让他抢得的书质量都很。这使他日后的读书生活少走了许多弯路。

此后，卫老师每到陶陶斋来，若遇上达，一老一小便会聊上一阵。卫老师不像达学校的老师，他说的话都很新鲜，达听了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达见了自认为卫老师会喜的书，也会给他看看。

12

说话间就到了1966年夏天，也就是革命小将沿街扫四旧陶陶斋老职工冒险救楹联的后几日，那时学校已经不上课，一心一意闹革命了。达刚上初一，在学校里啥都不算，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就落得个自在，便四游逛，四看闹。

一日，在一条大街上，见到浩浩一支大队伍开了过来，大红旗，小彩旗，横幅，语录，领袖像，号声，战歌声，乒乒乓乓咚咚锵锵的敲打声……用一句作文里的话来形容——街像一条五彩的河。等那游行队伍走近，才发现中间还夹着一支奇特的队伍，一个个剪了发，抹了脸，上着帽，前挂着纸牌牌，上面写着各字样：封建把，逃亡地主，际，资本家特务，女，氓，坏分……据个人不同的份，上还有许多装饰，资本家脖上系了几十条皱的领带；际脚上穿着跟鞋，前后背也挂着跟鞋；逃亡地主胳肢窝里夹了一卷纸，上面写着“变天账”特务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歪大礼帽，鼻上架副黑墨镜……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锣鼓镲钹一类响，也有的就拿脸盆痰盂，敲一下，喊一声，我是张某某，我是不法大商！我是王某某，我是一贯分……各喊各的名字与份。两旁的队伍，就喊打倒他们的号，此起彼伏。此情此景，达曾在几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里见到过，没想到现如今能看见真格儿的。游行队伍走着走着，达就看见了卫老师，他也在中间那一溜，前牌牌上的字又长又特别：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动骨分卫立文，“卫立文”三个字很大，每一个都打上了大红叉。那时达对胡风集团知之甚少，只隐约记得儿时见过一些漫画，胡风光脑袋，太上贴着狗膏药，后面挂着一把小手枪，手里抱着一支硕大的笔，笔尖尖上滴着血……该是一个险狡猾亦文亦武的特务之类。没想到这温文尔雅近乎迂腐的卫老师竟是这一类人，还是骨。八月骄似火，达却打起寒颤来。再看一卫老师，面如死灰，光呆呆地透过镜片只盯着自己的鼻尖，他一手拿柴火，一手提只铁锅——就是达在他家厨房见过的那只铁锅——一下一下敲着，锅底已经敲一个来，声音就沙夸夸的。

从此以后，卫老师再也没来陶陶斋买特级香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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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再一次见到卫老师，已经是五六年以后了。那时，达已经在广阔天地的泥里里摸爬打了三四年，早已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汉。只是读书的嗜好一直没改，而且近乎成癖。由此还结识了几个书友，有的在一个公社，有的在外县，还有在城里的。历尽磨难，阅尽人世，也早已不是少年时那样，单纯得将一切看得如童话般丽。此时的读书，已不是少年时代的好奇求新，而是渴望寻找一些生活的答案。几个人在一起，便会把书中读得的想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或思辨，或质疑，或彷徨，或慨叹。偶尔也会写下长长的信函，互相探讨一些问题。

那一年节，达回城探亲。几个友人聚会，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哲理论家的。说，带你们去见一个人。达问什么人？说，一个人。你去见了就知，上过选的。问为什么上选？诡秘一笑，却不作答。大家心里多少明白了说的是个什么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