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七九年，给妈妈平反，大家才知，妈妈是四○年就参加了新四军的老革命，资格比他们教育局长还老。

卫老师说，现在想想，你妈这一生，过什么坏事恶事啊，须得她付如此代价？可以说的，一个是三青团，一个是隐瞒了你舅舅。前者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选择，况且是国共合作当中。至于你舅舅的事，如果没有那封建的株连歧视政策，一个在前线上救护伤兵连死都不怕的人，犯得着担这么大的风险，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隐瞒这件事吗？

方虹宜说，八四年舅舅第一次回国，那时候他已经是台湾学界的名人了，对台湾当局也有影响。我们这边，上上下下都把他奉为上宾，我们也成为台属，享受一些待遇，每年台联开会，也叫我去坐坐。我想，妈妈了那么多年革命，我都没有沾上一儿光呢。舅舅来看我们的时候说，没想到你妈妈为我而死。

卫老师又要了一酒，说，这杯酒，算祭奠你妈妈吧。

毕竟是西北女，又了多年商贸餐饮，方虹宜一杯烈酒下肚，竟无醉意，只是话语多了，动作大了，她又为自己倒上一，和父亲一起喝了。

茹嫣和方亚坐在一起，他们说话的间隙里，两人就低声私语几句。

茹嫣问方亚，你怎么想到读哲学？

方亚说，可能是我们家那气氛，有一哲学意味。

茹嫣问，什么气氛？

方亚说，我很小就觉到，我们家有一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到的隐秘。许多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清楚它，这就和哲学有关了吧？

她又笑笑，好奇，一条路通往自然科学，另一条路往往通向哲学。

茹嫣问，毕业后想什么？

方亚说，想读心理学，想到哈佛去读心理学，然后回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刚才听他们说那些往事，我这想法就更烈了。

达问卫老师，当年方虹宜她母亲走之前，给您留下过信啊便条什么的没有？

卫老师说，什么都没有。家里凡是和我有关系的东西，都毁得净净了，倒是一些还值钱的，都还在，没带走，也没变卖。照相机啊，手表啊，衣啊，我收藏的一些字画啊，还有一房当时很好的家，都在。后来，我发到乡下劳改之后，房被人占了，这些东西也不知去向。最可惜的是我的那些书，都没有了。我那两张照片，是放在我的一件衣服袋里，我差的时候随带的。我想那个时候，钱财对于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她只剩下恐惧。

卫老师长叹一声说，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

卫老师说这些的时候，达便想起当年的疯病，想起那一声狼一样的嚎和呛了一样的闷咳。

大约是过度激动，话也说得多了，卫老师脸比平日苍白，不胜酒力，颧骨和又是艳红，有一目的病态丽，仿佛一下年轻了许多。

赵姨一直默默注视着卫老师，有时见卫老师的话说得多了，她便另一个话题，让他歇一气。见大家吃喝差不多了，便对方虹宜母女俩说，你们一路上好几个小时的飞机，一定也很累了，许多话，这几天还来得及慢慢说。今天都早休息。

赵姨就问她们是愿意住宾馆呢还是住家里。

方虹宜说，我们想住家里。这几十年，第一次住在自己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