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门之后，将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天晚上就将罩放在上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罩成了我的一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影。在校门检查了罩之后，还要喝一中药汤，那汤微甜，很多同学都喜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汤，成为许多同学的一享受。喝完汤，还要再朝咙里一药，那药的味不好，将刚才那汤的好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先药，后喝汤，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炎，脑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什么的。老百姓谁家订了一份报纸，就很稀罕。便是在单位当了一个，翻来翻去也就是三两份地方和中央的党报。后来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就说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时的收音机也是稀罕，除了嘟嘟报时之外，大都与报纸一样，报纸登社论，收音机就播社论，报纸登“九评”，收音机就长篇大论地播“九评”。很长时间里，收音机没有短波，后来据说是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生产了一批带短波的收音机，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拨动那个短波键。所以，那个时代真正是到了舆论一律——或者准确说，社论一律。

真正的恐慌，是形势严峻，信息混，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库啊。可这一招此次不怎么灵了，这些天，光是一天数十条手机短信，就会要人发疯。就像有许多隐人在你耳边不断说着，鬼来了。而真正知鬼在哪里鬼有多少的人却在说，没有鬼，我们这儿很安全。

于自保，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洁白的罩，其实是一个恐慌到来的信号。

文章生动活泼，夹叙夹议，很好读。一时间被许多网站转去。

达在网络上是个名人，只要他的文章一，转载率击率总是很。就像那些当红大腕演的影视剧，票房收视率总是很一样。只是达没换来钱，只换来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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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终于包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