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这场大讨论后来好像结束于弗洛伊德，尼采也在这期间搅和过一阵。当你把这价值观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似乎在镜里面看到了自己，只是我忌讳用“自私”这个词汇的，姑且用不尚来代替吧。我发觉自己好像越活越，那些曾经衷过又被像垃圾一样抛弃的东西，怎么如今又被捡拾了回来？雷锋叔叔被我们忘却了，却让个洋人来印证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数典忘祖，还是我们比过去成熟了有了自己的主见？

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个在垃圾堆里捡拾煤的穷孩，在你们所认为不耻于着的毫无价值可言的废弃中，我总在试图找寻一些仍能够发、发光的可利用。我还曾过这样的假设，如果于战争年代，我俩都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又同时被捕狱。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我大概是要甫志、王连举之的叛徒，而你肯定是赵一曼、刘胡兰之类的英雄，因为我今天能“背叛人生”，明天保不齐就背叛了革命。

面对死亡的诱惑

虽然，在病残之初，我曾产生过“背叛人生”的念，但我不认为那是一懦弱。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一位正常人所有的本能反应，没有这反应倒是不正常了。而立之年，事业和婚姻两大支同时坍塌，您还得一定要把人生行到底，除非你是钢铁炼成的，要么就是个麻木透之人。在我行寻访的众多半路残疾者中，还真是极少有未曾想到过死的人，只是这意识有弱之分。

所以，用残疾作家史铁生的话说：“癌症病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惧怕；残疾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诱惑。”你还记得“五一”长假前你来我这里玩儿时，有位年轻坐椅的截残疾人到我病房来串门吧？他是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就意外致残的。致残之初，家里人一直都在隐瞒他的病情，可当他第一次从病床坐到椅上，兴奋地与那些致残多年的老病号行谈时，突然得知自己的病已是不治之症，回去就跟家人不了。当天夜里，他用备好的一块玻璃碴将大的静脉割断实施了自杀。多亏护士半夜查房，及时发现了地上溢的鲜血，才把他抢救过来。可你知他现在是一什么心态？有一天，我问他：“去年市可不怎么样，你没亏吧？”他极其平和地答：“赔了八万。”我听了被惊得目瞪呆，怎么也不相信，这八万块从他嘴里说就如同八块钱那般轻松。他接着又告诉我：“前年我还赚了呢。对于一个职业炒人来讲，这都是很平常的事。”他说话时的气充满了自信。我知他还是个围棋手，据说有业余五段，经常在网上找日本人下棋。残后的第三年，找了个对他钟情的农村姑娘，小日过得满红火的。从这位残友的上，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他当初会有一念之差的自杀行为。而现在的我，也同样能够以异常平静的心态来与你对话，讨论有关生命问题的本，就很鲜明地说明了生命有着持久的顽和一时脆弱的双重（那个用八人实施了自杀计划的残疾人不属于一时脆弱的冲动）。杰克·敦在他的小说《生命》中所描写的那个与饥饿和病狼相对峙相抗衡的主人公，对生命的顽追求和韧不的努力，就是因为生的曙光总是在鼓舞着他，只要持下去，就有希望。当初的我及多数初残者正是因为一时的糊涂，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才选择了自我毁灭。其实人的适应是及其顽的，没有了被你视为生存所必须的健全条件，照样可以活一片自由快乐的天地。依此可以想像，失去了金钱、地位、情……又当如何？千金散去还复来，走过去前面又是个天。再引史铁生的一句话作为注脚：“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绿作为生命的象征，取的是生机昂然之意，显然，这绿是绝对把死亡排除之外的。但仔细推敲起来它又不大符合逻辑，生命原本是由生和死两分组成，缺少了一方，另一方就没了存在的意义。可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背离逻辑却又约定俗成的定式，甚至把组成生命的死亡分与人间一切好的词句行隔离，死亡只与恐怖相连、只与末日相伴。记得去年北京电台的《人生线》请了几位抗癌俱乐的成员直播，尽她们面对的是看不到的听众，但人人还是穿了一绿服装。无疑，她们所表现的那蔑视癌症，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是值得钦佩的，但对神心理作用的无限夸大使我很难接受。去年，被媒广泛报的上海癌症患者陆幼青，在医生诊断为还有三个月存活期后，写了本《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记》，先在“榕树下”网站以平均每两天一篇的速度陆续发表，待版社正式版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