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们看不见他们，就会互相询问，怎么没见他们来？

如今这社会，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了，对婚姻也是如此。然而，有了这样一对夫妻，我认为，对现代婚姻也算是一缀吧。

的故事

那还是我伤残后的第三年，正值鲜盛开的季节，在医院的一棵玉兰树下，我们相识了。我激她，痴情地把她看是上帝派遣来的护卫天使。

我所接过的大分截残疾朋友（包括许多大学毕业生），为了解决婚姻问题，基本上都是把目标定在来京家护理员的农村姑娘上，这是另一形式的“扯平”，是婚姻屡遭失败后的一无奈选择，他们付和牺牲了思想观念、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诸多不协调因素的代价，举手投降屈尊于这“扯平”的婚姻。如果他们不残疾，你能想像一个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的健全人，怎么可以把婚姻的选择目标定在农村姑娘上？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们就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也没有错，我独守阵地不肯屈尊于“扯平”的婚姻，有骨气——遗憾，但不惋惜！

我说过：“拒绝一切形式的婚姻！”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可以接受一切我认为很好的情！”一般人们通俗地理解：情的结果就是婚姻。这理解，我的情就只能说是光开不结果了。在我16年的残疾生涯中，其实多半时间，是并不缺少情的，尽她的形式表现各有不同。我想，就筛选一段连我的家人都认可的情故事吧。

天我为情祈祷

那还是我伤残后的第三年，正值桃盛开的季节，在医院的一棵玉兰树下，我们相识了。她从上海转到北京的时间并不长，住院的一个多月间，我对她的全了解也仅限于知她叫姗姗，和我一样同是个外伤截病患者，不过她的病情要比我轻许多。我们的初识是文学的媒，当时我正在行第一篇小说的创作，而她也正参加一个函授文学班的学习。事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我俩都会有难以言明的觉。此前，即21岁那年，她曾有过一段非正式的恋史，但尚未角，那场意外事故便从天而降，从此她便永远地关上了情的大门。对她来讲，原本就没有过开始，也就无所谓什么结束了，免尝了这期间的甘苦，无需他人为自己再什么牺牲，减少了诸多的烦恼，这也未偿不是件好事。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多年之后刚刚转到北京，就认识了我，且是那么迅疾而毫无犹疑地上了我。我激她，痴情地把她看是上帝派遣来的护卫天使。那时，我刚刚从离婚的痛苦中摆脱来，心灵创伤结的痂尚未脱掉，她就那样温轻柔地走我的心田。从此，我才相信世上真有一见钟情。这是不是天作之合？或者就是那个所谓的缘分吧？尤其有两个异常巧合的日期，似乎也为我们的了注脚——我早年的结婚日正是她事的那天；她24岁的生日又是我蒙难的那天。我们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对情侣，我们很快便形影不离了。

那年五月的一天，我和她相约由护理员陪着去了八大公园。园内的大悲寺里香烟缭绕，我们各自买了一把供香燃，双手合十向观音菩萨祈祷：“菩萨，你真能解救众生，使我们走伤病的苦海吗？……你不能！否则你又何必让灾难降临到我们上？”其时，我们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想着那不明不白、若即若离的情。我猜想，医院所有人都在传说着我们的秘密，其实秘密只在我们心中，我们用睛就可以。我们无须避讳，失去的已经够多，能够得到的却已很少，难还要我们羞羞答答地去接受吗？我们在一起，战胜了恐惧，也战胜了孤寂，我们相互合着心灵上的创伤，共同验着仍然是好的人生。

那天我表现得特别虔诚。从护理员手中接过一张十元大钞，双手把它夹住，靠两臂残存的一余力颤微微地把它送捐款箱的上，这期间我几次都未能完成，但还是拒绝了别人的帮助。对此举，我至今不准确解释，一个有着十年党龄且受过正统的列主义教育的唯论者，竟然面对一群泥胎雕塑表现得如此虔诚，这是不是悖谬？其实，很多人在无可奈何的境遇面前，都习惯于把自己好的期冀和命运的转折托付给神灵，好像只有这样，才算对自己有了个彻底的待，哪怕那托付伴着燃的供香化为乌有，漂泊的心灵也算有了一个最终的归宿。这期间，我们拍了不少的合影，而且她不容商议地把这天定作了我们的“结婚日”，事实上，我们的关系也的确发生了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