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的心来说，丝毫不起作用。我是个有健全理智的人，知道心爱的人不可挽回地永远属于了别人，不可能高兴起来。痛苦、悲伤、绝望，像绳索一样套在我的脖子上，越勒越紧，强烈的窒息感挤压着我的灵魂凄厉地哭嚎。

因为在白洁身上付出的情感太多太重，使我对交女朋友一事变得玩世不恭起来，认为可有可无，还染上了抽烟喝酒的恶习。平时也不修边幅，经常把自己的形象搞得乱糟糟的。连我的处长都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影响政府机关的形象。我周围的热心人不断地把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不一的姑娘带来，虽然我头上有青年作家、大学生、机关干部等光环，但因为我的玩世不恭，她们都在和我见第二次面之前消失了。

姐姐终于找到了对象，是个大学老师，年龄虽然大她10岁，但看上去还是满有儒雅气质的。姐姐出嫁后，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母亲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我不忍心再让她为我操心，决定无论如何要在30岁之前把老婆娶回家。父母对我和白洁分手感到非常遗憾，我没告诉他们我和白洁分手的真正原因，只说交往一段时间后觉得彼此都不合适，只好分手了事。母亲很喜欢白洁，说谁娶了她是谁上辈子修来的福分。白洁不仅漂亮，而且贤惠、能干，只要一到我家就忙个不停，找不到活儿干的时候，就陪我母亲聊天，使慈眉善目的母亲感到天上掉下来个好闺女。

这时，一位在北京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把他老婆的同学介绍给了我。我和这位姓彭的编辑算得上是熟人，他要把我在不同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编成一本集子出版，一来二去就熟了。定稿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他把老婆也带来了。席间扯到我的个人问题，我承认还是个没有着落的王老五。他老婆是个热心人，说她有个挺不错的同学还没搞上对象，在一所中学里当打字员。彭编辑凑热闹，建议我见见面，万一谈得来，就是双喜临门了。一喜是文学集子出版，二喜就是王老五结束了单身生活。

彭编辑的老婆是个说干就干的主，第二天晚上就把她的同学约到了她家。彭编辑打电话通知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同时相对象。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不太注意外表，头发、胡子太长，还有脏兮兮的衣服，都不适合去相对象，想改天再说。彭编辑说要的就是本色，原汁原味比什么都强。人家如此热心，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赴约了。

她叫林姝，拖着一条长辫子，个子有1米7，皮肤比较白，除了颧骨稍高一些外，看上去还可以。我怀疑她之所以到了24岁还是单身，可能是太挑剔了。像这样一个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的姑娘，要不是太挑剔，早该名花有主了。她给我的感觉还可以，但只是可以，没有白洁带给我的那种来自异性的强烈冲击。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我注意到她包饺子的动作极为麻利，于是得出了她干家务很不错的结论。

第二天下午，彭编辑打来电话，说林姝百分之百愿意。林姝的态度感动了我，在她前面至少有10个姑娘主动放弃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难得她积极主动。就这样，我和林姝确定了恋爱关系。

秋天来了，林姝织了一件毛衣送给我。毛衣织得很厚，是鸡心领的，母亲笑眯眯地评价说，是个过日子的人。过日子不需要浪漫，我和林姝不谈文学，不谈书籍，她似乎也不感兴趣。她常来我家找活儿干，刷碗扫地洗衣服，凡是她能干的，都以最快的速度干净利索地干完，然后就坐在床边边织毛衣边看电视。我奇怪她总有织不完的毛衣。她说是给同事织的，因为她的手快，又织得好，所以同事们拿着毛线在她后边排起了队，等待她把毛活儿一件件织完。我觉得织毛衣简直是在浪费生命，想穿毛衣到商场去买就是了，把宝贵的生命一分一秒地织进毛衣，真是太可惜了。我劝她把课本捡起来，考个电大什么的。她说有我一个读书人就行了，都读书，家里的活儿谁干？我一听也有道理。我恢复了文学创作。时间对我来说极为宝贵，我不可能丢下笔去干家务活儿。她如果能把家料理好了，我腾出精力来一门心思搞创作，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少著名作家的夫人是家庭妇女，她们用毕生精力来照顾丈夫，使她们的丈夫名垂青史。林姝虽然不是家庭妇女，但肯完全承担家务劳动，这一点也是很伟大的。

在我们认识半年后，她把结婚提到了议事日程。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但从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林姝像个影子一样在我周围飘来飘去，始终没有进入我的内心深处。见她不烦，不见她不想。有时我也扪心自问，难道此生就和这个女人生活一辈子了？答案不置可否。我对她的提议没有做出积极反应，想过上一年半载再说。她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我母亲。老人想尽早抱孙子，林姝的想法和老人不谋而合。所以老人时不常地提起我的婚事，说差不多就把结婚证领了得了。

姐姐不赞成我娶林姝为妻。她是我文学作品的崇拜者之一，认定我将来会有大出息的，不能太着急，找个只会煮饭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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