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持自己的这一观，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去了，谁来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秋夜晚的光线中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不慢地说：“清产资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负责的态度，了一辈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开一面，不要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也不知，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本不让我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和灵活统一起来，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又有灵活’。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本不算什么。”

宣中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土文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