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致的。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焦虑的产生与症状的形成之间有着一极为重要的关系，即二者是互相现和取代的。

例如，一个患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的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某条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患病的，以后每次当他再走那条街时，焦虑都会重现，于是他就形成了广场恐怖症的症状。症状的形成可被认为是对患者自我活动的一约束和限制，患者借助这限制来摆脱焦虑的发作。

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预症状——例如各迫观念（obsesions）——的形成，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只要我们阻止病人行洗涤仪式，他就会陷焦虑状态。

这焦虑使他难以容忍，因为他曾经借助症状避开过它。

所以焦虑的产生看来的确在先，而症状的形成位于其后，症状仿佛是为了避免焦虑的突然发作而产生的。神经病在儿童时期的最初表现是各恐惧状态，我们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怎样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取代。这一事实一步证实了以上观。

所以我们，应该到这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理解神经病焦虑的路。

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经病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的问题，并成功地证实了神经病焦虑与现实焦虑之间的区别——他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两焦虑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危险来自内而非外，并且这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各恐惧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内危险转变为外危险的方式，亦即神经病焦虑转变为明显的现实焦虑的方式。

为了简化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事，我们假定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终是一些诱惑的情，而这些情是他走在某条街上时被相遇的人们所唤起的。

于是，他就在恐惧中产生某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诱惑情变成某外情形。

通过取代作用，他以为自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个人当然能用逃跑的办法从外危险中解救自己，但逃离内危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早期关于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曾亲自表述了下述看法：尽我们探讨所得的这些不同的发现相互间并不矛盾，但不知怎的，它们却不能够彼此合。这些发现乃是：作为一情状态，焦虑似乎是曾带来过危险恐吓的以往事件的重演；焦虑为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务，而且是某新危险现的信号；它起源于在某程度上已变得不能利用的利比多，同时，也产生在压抑的过程中；它被症状的形成所取代，似乎从神方面被约束住了。但是，我们有一觉，即我们没有发现那能够把上述一切碎片聚集成整的东西。

b在上次讲演中，我曾经把心灵人格分解成超自我、自我和本我。

这一分解也迫使我们重新选择在焦虑问题上的方向。

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住所1——即只有自我才可能产生并觉到焦虑——的观，我们建立了一稳固的新立场，照这立场，某些事将会呈现新的外貌。

的确，当谈到“本我的焦虑”时，或者把忧虑（aprehensivenes）的能力归之于超自我时，是很难理解这些说法的义的。

焦虑的三主要类型——现实焦虑、神经病焦虑和德焦虑——可以很容易地与自我的三依赖（对外世界的、对本我的和对超自我的〔见第78页〕）结合起来。

对于这一事实中相应的合乎我们需要的成分，我们已经予以采纳了。

而且，伴随着这个新立场，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这一作用（顺便说一下，这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变得突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不再引人注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