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记不住。我们在那里等着这五个被判死刑的士兵的到来。差不多是下午四钟。整个乡野都在大雪覆盖之下，天气寒冷，天空很白。虽然地平线模糊不清，但是一直到地平线，地上都看不到任何炮弹的碎片，空中也看不见任何测风气球，完全看不战争的迹象。只有我们周围是一片凄惨的景象，这个我记不得名字的村庄中，没有一堵完好的墙，目所及，全是断垣残。我们终于听到声音了。先是一营从前线撤退下来预备到后方歇息的非洲黑人兵。他们穿着羊大袄，包着围巾，分散成一队队的，不成序，疲力竭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接着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下来了一个军医和一个护士兵。他们跟我们一起等候。内加尔兵过去一段时间后，那条路上又来了一些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一个叫博非的下士。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他就是那个和我嘴的人。有的人叫他“博”，不过，他很不欣赏这个绰号。这次，他又多嘴了：“老天，这些人还真不急着去送死呢！”护士兵提醒他，嘴这么缺德的人是要倒霉的，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蛮喜博非的。我们常在一起打牌。他五个月以后就事了，倒不是在炮弹飞的埃纳省，而是在后方的一个工地，死在一架起重机的“怪手”下。事前，他正在翻阅一本黄历。我们的上尉知这件事以后，发表了一篇悼词，还警戒大家不但说话要小心，连阅读的书也要谨慎加以选择。    

‘黄昏宾果’（2）

听我这样说，你一定到不快——很久以前，玛尔德对跟战争有关的事已经不会到不快了。我在讲述这个可怕的下午，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她明白战争包藏着无尽的卑鄙、虚荣与肮脏。可是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我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了——无边的战场上，长满了虚伪的野草和嘲讽的毒。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苦难来开开玩笑，那我们都活不下去了——因为只有凡事嘲讽，才能挑战苦难。请你原谅我的不得已，请你了解我的苦——她完全了解。可是老天啊，请他赶快讲下去。艾斯普兰萨猛咳了一阵，咳声中带着嘶嘶叫声，好像刀片刮在什么东西上一样。咳完后，终于继续说了下去。那五个死刑犯是走来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由一队骑兵护送。骑兵也都着天蓝的臂章。领队的军官个矮小，急着想离开。他在路上遇到了内加尔兵。黑人士兵很不情愿地让到路的两旁，让他们过去。在两排不太客气的目光注视下走过，他跟他的下属都到很不自在。他对我说：“这些黑佬一定以为我们是宪兵，还好没对我们怎样。”我们双方把犯人的名单对照了一遍。他要我查证每个人的份，确定一切都合乎规章。他要我在他的犯人名单上签名，注明日期时间，表示接完毕。战争教会我不要随便在文件上签名，谁知这些文件以后会落在哪个机关的官僚手中。但他是我的上级，而且中尉医官声明，他的任务只是照料犯人的伤，此外与他无关。我只有乖乖签了名。骑兵领队满意地上了，要我此后多保重。其他骑兵跟在他后也上了路，他们中呼的气形成一团白雾。我下令让犯人松绑。他们分散开来，在旧梁上或者倒塌的墙垣上坐着休息。有人给了他们一些和饼。他们各自安静地留在自己的角落，几天没洗澡，又脏又冷。我一直保留着指挥官给我的犯人打字名单。名单就在这儿，在我的浴袍的袋里。一会儿，我会把名单和别的东西都给你。你在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全名。但是旧习难改，我还是用他们战时的绰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五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三十七岁，是个住在黎士底一带的木匠。大家有时叫他“士多”，但是更常叫他“斯基”，因为他年轻时曾到北洲闯天下。我们在村庄废墟里等待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脚上穿着一双德国大兵的军靴，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他们居然没命令他脱下来。他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把我抓来的。我要求换靴，可是他们不理我。”我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非本土保卫军的正规兵。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从洲回来服役的，所以比别人晚了三年。无论如何，现在军队缺员，连年龄比他大的人也难逃被征召的命运。我对他说：“哎，你这样真是太不聪明了。”他反驳我说他什么也没，完全是个意外，判他死刑本莫名其妙。他这样说的时候，睛牢牢地盯着我。第二个人三十一岁，是个被降级的下士，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叫他“六分钱”。他郑重声明他故意朝自己了一枪，如有必要，他会再来一遍。他无视我的级别，称我为“吃饱饭没事的杀人犯”。他是黎郊外的一个焊接工，也是工会的激分。他发着烧，伤的疼痛使得他连续几天都无法睡。中尉医官替他们一个个清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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