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司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的）：生活过，写作过，过。也许再加上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1）

浪漫骑士·行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3）

第二，我们两人对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如果比较中的生活质量，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些事，虽然是一制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特别意外惊喜的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他家受过冤枉的遭遇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保持着对自由和理的信念。不少人可能看过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写到“文革”武斗双方有一方的人咬下了另一方人的耳朵，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那耳朵咽下去，而是吐了来。小波由此所得的结论极为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即使是在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难以违背的，比如说不能吃人。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小波就是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得到这个结论的。

我最最亲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作理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的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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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的文学光极，他很少夸别人的东西。我听他夸过的人有克·吐温和萧伯纳。这两位都以幽默睿智著称。他喜的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派，杜拉斯、图尼埃尔、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和伯尔。他特别不喜托尔斯泰，大概觉得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太乏味，尤其受不了他的宗教说教。小波是个完全彻底的异教徒，他喜所有有趣的、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的，只有创造来的东西和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的。所以他最不喜现实主义，不论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古典的现实主义。他有很多文论都辟之至，平常聊天时说来，我一听老要接一句：不行，我得把你这个文论记下来。可是由于懒惰从来没真记下来过，这将是我终的遗憾。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就像帕瓦罗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这是帕瓦罗，胡里奥一唱你就知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自他的手笔。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我觉得，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第三，我们担心在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

。虽然也许其中有我特别偏的成分。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