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法国造的断机，从后面看像台龙门刨床，有轨，有块，最前面还装了架气象站偷来的风速仪”。他对这东西“得要了命”，以最大的忱投于发现目标、推算距离，风速、拉力、弹等，不亦乐乎。一度，这楼上还被“铺设了铁轨”，这架投石机和它的主人“就能及时赶到任何危机地”，而且别人也打不着。于是，一幢好端端的建筑被改造成了一颗“铁蒺藜”，“一座20世纪的住宅楼改成了15世纪的城堡”。王小波笔下的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不“”，但对于科学的尊敬、赞叹及至少怀一技之长是他们的共同之。

“粪的形象”。此类排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还有那些林立的厕所，多是众人合用的公共厕所，以及与排间接有关的如痔疮、整个海淀区公共厕所的电话（见《未来世界》），远看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积胜地。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获得了一集的、集合的形象，远远超了在日常生活中其狭隘的生理义。从细节上来看，正是这无穷延续的“粪的形象”，使得王小波和拉伯雷之间的联系有了直接的说明。拉伯雷的世界也是一个“粪山粪海”的世界。运用赫金在这方面的天才论述，“粪的形象”意味着：第一，辱骂和诅咒用语。第二，快活放肆的质形象。在这放肆背后，蕴着取消一切界线的要求，发对于禁令、禁忌的挑衅，并提醒着那叫“众生平等”（“归于一”）的东西。第三，再生的纽带。粪是要被埋葬的，埋葬于大地，而万正是从这个容纳一切的腹腔中生长和繁茂起来，随着新生命的育和生长，粪的义于是发生了转变。

狂·诅咒·再生/崔卫平（5）

“正反同”。赫金的这个术语用来表明对立的东西之间互相包渗透、相反的义通过互相转化而取得一致。它涉及狂节的心。多少有令人惊讶的是，在王小波极富主观的，急速的叙述语中多少把这个心直接吐了来，在原本就已经十分迷的背景之上又重重涂上一笔，起到类似画龙睛的效果。如《革命时期的情》中反复提及中正彩和负彩的问题，和恨互相化解的问题，“快乐和痛苦本来就分不清”的问题。王二声称他很他的爸爸，理由是“除了他从小到大一直供养我之外，还有他“从小到大每天都打我”。他他爸爸的方式是“老盼着他掉到土坑里去，然后由我把他救来”。他之所以上x海鹰，是因为他打了毡之后不得不每日对着她“磨”，反省自己，在那间小办公室里一方面与她东拉西扯，一方面恨她恨得要死。终于于无奈，发现只能“用来化解仇恨”。他所打的那个毡在他里始终很可，毡那副对王二既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样，在王二看来“简直是个快乐的源泉”，x海鹰却是个“痛苦的源泉”。可x海鹰仍不免让王二“魂梦系之”，如同他毡得要死一样。王二的这喜剧辩证法就是腾八张嘴来也说不清楚。

从若作品中挑选这样一些片断面对这样一危险：只看到作品的局，看不见它们的整。实际上完全可以说，对王小波的小说而言，所有这些闪光的局正是它的整。国新批评派代表人兰姆曾经用两个比喻将文本的结构分作两大类：“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极权政府”的文本只顾有效地执行极权（总目标）的职能，将它的“公民”（局和细节）看是国家的机能分，它们的意义要视其对政府总目标的贡献而定。“民主政府”的文本则充分发挥所有局、个别细节的作用，尊重其“公民”各自的“格”，并不一味地调服从。那些细小的分（兰姆称之为“各的肌质”）有时候和那个大的“逻辑构架”有机合，有时候则呈游离状，自独立，在这个大构架的屋檐下过自己的日，像它悠然自在的内装饰一样。王小波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他的民主神贯穿一致地现在他作品的结构之中。那叫总的情节或故事的东西并不于突位置，作品的前后分之间只有一些微弱的，甚至是表面的联系，其逻辑层面只能承担很少一分内容；当然也无所谓伴随情节的发展而展示的人格成长的历史。《革命时期的情》就其情节的推动来说只有两件事：青工王二打了毡，然后被关学习班待“罪行”（其实只是一回事），然而却从中穿针引线惹一串串丁零咣当的璀璨细节。它们像被邀请前来参加一次盛宴的尊贵的客人，个个本即已容光焕发，气度不凡，或兴奋不已。这也是狂节的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被召集在一起，在一个特定而短暂的时空里，它们一律平等，尽情玩耍，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不知何时生，也不知何时死。而导致这些盛大节日诞生的，是那个大名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