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的体验同他新获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观念的坚决拥护者，而且终生没有改变。

而尼赞此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自由观念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课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来到一个阳台上，两人来回走着，激烈地争论着。这时的辩论一般来说，尼赞要略占上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整套确定的东西，而尼赞对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于理性的具体论据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萨特的那一套东西多半是他自己独有的，他在为自己的观念辩护时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论据。但萨特对自己的思想坚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劲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和反驳对方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论上，在实际生活中萨特也有许多不理解尼赞的地方。有一个星期五，尼赞离开学校，直到下个星期一下午才回来。萨特问他到哪里去了。尼赞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去动了割包皮的手术，在旅馆住了3天。”确实是这样，现在尼赞的阴茎头还用绷带包扎着。萨特困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尼赞的回答是：“这样要清洁一些。”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萨特满意。他是深知尼赞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找不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天主教是不行割礼的，而尼赞也不是犹太人。萨特还是不明白尼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尼赞向他隐瞒了动机，在萨特看来，他的行动是无缘无故的。50年后萨特回忆这事时，说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话：“尼赞干了一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仅仅是争论自由和唯物主义，或者仅仅谈论割包皮的事，那对萨特来说没有什么，不会影响他和尼赞的关系。问题在于，尼赞还有一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这位朋友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同他说话，不为什么，就是不说话，极端沉默；其实萨特并没有得罪他。或者说，尼赞似乎有一种病，精神上的病，也许可以称为沉默症。

萨特为此十分苦恼，因为尼赞是他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心里有话没有人可以倾诉，非常难受。问题是他不知道尼赞是怎么回事，看着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考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俩的关系足足疏远了半年之久。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萨特写了一篇题为“种子和潜水衣”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其中的“我”是泰勒尔，也就是萨特自己。另一个人物叫露西莱斯，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萨特暗指尼赞。泰勒尔和露西莱斯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后来露西莱斯又同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男孩好上了，不再理睬泰勒尔。泰勒尔很伤心，同时也进行了自责。他自我分析说：“我很强硬，又很嫉妒，就像一个癫狂的情人，既不体贴又不温柔。而露西莱斯，他既自负又狡滑，总是在找机会欺骗我。”

第一部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2）

泰勒尔还进一步自我表白说：“他这些天来老是躲着我，他觉得我这个人太粗暴，心胸也不开朗，其实我是想表达温柔之情而总是表达不出来，这种感觉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不管怎么说，当我离开他时，我还是高兴得浑身颤抖，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露西莱斯。”

这篇小说当时没有发表，萨特自己后来一直没有提起过，恐怕像其它许多手稿一样，被他完全遗忘了。只是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1971年，才被他的朋友翻了出来，却只剩下开头的两节，发表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12月号上。

这篇小说从文学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属于一个青少年的稚嫩之作，但具有重要的传记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萨特与尼赞的关系很有帮助。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萨特对尼赞的感情。不论尼赞怎样，就萨特来说，在他对尼赞的友谊中，确实夹杂着一种爱情的成分。在经历了母亲再婚的悲惨岁月之后，萨特的感情生活呈现出一片空白。在同尼赞的友谊中，他寻求着这种感情的补偿，他是全心全意地喜爱这个朋友。

由于在拉罗舍尔深受暴力的影响，回到巴黎后，萨特在同尼赞的交往中仍然存在某种障碍：他无法温柔待人，往往显得强硬和粗暴。在这篇小说中，萨特不加掩饰地把自己这些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就尼赞而言，他也很珍视这份友谊，但有较多的保留，他的情感中没有什么爱情的成分，不是像萨特那样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双方在感情的交流上是不对等的，因此萨特感到某种悲哀和失望。

据我的分析，萨特对于尼赞的爱情虽然是一种同性之爱，却几乎不含性的成分。萨特回到巴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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