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1）

战后，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有了一个本的变化，他提了“介”的主张，认为作家必须通过其作品，对当代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反驳责难，澄清问题，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后收《境况》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玛版社了单行本。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写的东西总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在写作行动里就包着阅读行动，两者辩证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召唤读者的自由，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写作的自由包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写作，这是某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了。

萨特对近几个世纪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群和没有神话的情况下写作──不可能没有某一由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也不可能没有某一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读者群的需求。总之，作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于境况之中。但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设计一样，既关闭这一境况，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释境况并使之得以成立。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将超越语言和行动的二律背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会被视为一行动：说作者以读者为行动对象是不对的，作家只是对读者的自由发召唤。但在一个不断重新把握自己、评判自己并且不断变化的集里，书面作品可以是行动的一个主要条件。

萨特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在他们的作品中兼为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人们常说这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作家们要的正是锲而不舍地证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一整自由的权利，它把形式自由与质自由实际综合在一起，理应让这个自由显示在小说、评论和剧本中。应该在文学里表明立场：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反对所有把社会主义看成绝对目的的学说和运动。它是达到目的之前的最后手段，而目的则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们的作品应以否定与建设的双重面貌呈现于世人之前。

除了文学理论，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屡有大的收获。小说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1949年由伽利玛版社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后的机会》，但萨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第三卷还不是最后的机会，这个多卷本小说还不能结束。《最后的机会》应该放到第四卷，于是把书名改为《心灵之死》。

这一卷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况下，这是萨特本人切验过的。这里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达到了临界状况。萨特在1945年版第一、二卷时预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死亡的威胁、战争的破坏，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而有些全新的东西却又开始滋生。萨特意犹未尽，要留待《最后的机会》通过他的人把以自由的名义介充分揭示来。

但这个第四卷没有完成。萨特一直想完成它，并且已经写了200多页，最后终于放弃了。战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使他很难继续以前的构思来结束这小说，而把小说中的人过十年拉到现在来发生纠葛，他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于两难之中。他面临的这个困境也许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却难以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