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亏粮了，咱又没办法，笑不起来哩。”翁送元说。

“没呀，咱洗了好几遍手呢。”女人惊慌地说。

“娘的，啥味又苦又！”便把婆娘从屋里叫来，“你娘的是不是用摸了的手摸了咱的菜了？”

“不要那么忧虑嘛！这搞运动，就是要

二

腌好了再尝，男人又了起来：“你娘的是不是又用摸了的手摸菜了？”

当他清楚这一切以后，他有些心虚，有些心凉。我能给这块土地带来些什么呢？他想不答案。粮荒的现对他震动很大：运动搞来搞去，竟搞得乡亲们没吃的了，他翁送元在乡亲们里还算个啥？人们不会怪罪时势，只能怪罪他翁送元。他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回到故乡来。他不再属于故乡，故乡没有他的位置。

“咋了？”婆娘一脸的困惑。

女人便重腌。

“重腌！”

“你娘的尝尝，”便一筷把菜到女人的嘴里。得太多又太，女人翻着白，着嗓尝他来的菜，“是呀，怎么不是味哩？”

“那为啥？”

女人便嗒嗒地哭起来。

腌好了又尝，男人不说话了，啪地就把掌到婆娘的脸上，“越活越娘的不如人了，连个地萝卜都不会腌了，休了你算了！”男人吼着。

这话说到上了。旱地的地萝卜，份少，纤维多，质地僵绷，放到罐里经腌，且越腌越，山里人叫作“回油”。这“回油”非常形象，那涩的萝卜，被盐浸泡，纤维化，生一柔的，嚼到嘴里反倒油光，味鲜。雨多的土地上生的地萝卜，份多纤维少，质地脆，放到缸里不经腌，且越腌越“”。这个“”字也很形象，份多的地萝卜腌得久了，不是回甘，而是汤；这汤溢了腌菜的限度，氧气量骤减，菜已不是腌，而是“泡”，菜就腌“湫”了，那菜的味，且苦且涩且腥。如是，那婆娘所受的打骂，便是一桩极大的冤屈。

亏粮的问题也使翁送元心烦意。他对搞运动有兴趣，可并不愿意让人饿肚啊。况且这些饿肚的人是他的乡亲。他回后岭，也是想施展一番报负的，他把运动当了施展报负的突破。依着他的本与能力，后岭的运动不会搞到这个程度；他是想借运动，表现一下自己与翁上元们的不同。刚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一，运动搞起来了，才渐渐清楚起来。因为论人缘和搞生产，他的确比不得翁上元。翁上元是个地的山村，吃过苦，受过磨难，对村里的生活了如指掌；况且他又比较仁义，从不长害人之心，乡亲们自然要对他另相看。在运动中，他不甚积极，这固然叫人不满意，但他要比翁息元稳重，维护他翁送元的领导，没有拆他的台。翁送元对翁上元有几分敬重。但翁上元在群众中的威信毕竟对他是一威胁，他必须借助运动，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但运动这样的搞法，也使他心有余悸；尤其是了翁息元的事以后。他想把运动搞得平稳些、持久些：平稳，是不要伤了大骨；持久，是让自己的位总是保持份量。但红卫兵的介，打了他的盘算；使他自己从掌握运动变成跟着运动走。后岭运动的火爆，从某意义上归功于凌文静。这个女人比他有更大的激情，那激情的发，有一邪恶的味。她在后岭没有脉，便无所顾忌，任她乖戾的情任发挥。他有怕她，甚至说有厌恶她，但又离不开她，他觉得自己的什么东西也被压抑着。从凌文静到后岭那天起，翁家的男女就没有喜过她，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异常疏离。这也等于了他半个，使他也不能和这块生养过他的土地密亲和；他有一异乡人的觉。所以，他的内心十分寂寞。运动本近乎儿戏般的闹，正填充了他的寂寞与空虚，他的生活也开始依赖于这场运动了。

这灾难竟不声不响地降到一个最边缘的人上，便是翁上元古稀之年的老爹——翁太元。

这苦涩的幽默，再朝前一步，便是灾难了。

就又重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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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情沉重起来，那浮躁凌厉的表情竟自己就收敛了。他变得很郁。

女人越哭越心伤，说不活着了，也甭等你咱了。男人嘻嘻地笑着，用劲儿女人的，别死呀，你死了，咱不更凄惶了么？女人不哭了，个不正经的，去吃你的地萝卜，吃了好尸，女人说。男人涎笑着说。去（尸求）的吧，没功夫跟你闲扯，猪都叫了，咱还给猪喂去呢，噜噜……女人扭扭地走了。

“没有才怪哩，你尝尝。”未等男人将菜过来，女人麻利地自己尝了一，“咋地了，怎还不是味？”

翁七妹过来了，“快别怨嫂了，今年的每家都一样，全腌臭了。”

“菜不成。”

人们从角落里把那闲置的大缸又扌周来，喳喳地刷上边的尘土，腌大缸的地萝卜。怎么办呢？领导上又不给想办法，横竖都得过，心里堵得慌也得腌。最先腌菜来的人，端着碗尝尝鲜；但菜嚼到嘴里，又吐来了：

翁七妹笑了。

回到家里，凌文静说：“送元，你最近心情不大好啊，注意调理一下才是。”她总是以政工人员的气说话，翁送元心里不大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