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让他聊欧洲的事：这是他的“场券”。我真的被这个话题迷住了，我说起欧洲的事来如数家珍，就好像我亲自去过那儿似的（我父亲也是这样，尽他从来没有离开纽约，可他谈起敦、柏林、汉堡、布莱梅、罗，就好像他一生都住在国外）。

一天晚上，乌瑞克带来一张很大的黎地图（themetromap）。我们都跟到地上在黎的大街小巷里连忘返，去逛图书馆、博馆、大教堂、摊、屠宰场、公墓、院、车站、小风笛，等等。第二天我满脑仍是欧洲，我是说我不能再上班了。这是我的一个老习惯，什么时候兴就请一天假。我一直非常喜这偷来的休息日，这意味着可以睡到任何时候才起床，穿着睡衣消磨时光，听听录音机，或是钻书里，到码散步，然后吃顿丰盛的午餐，再去看日场电影。一场好看的轻歌舞剧是我最喜的，整个下午我会笑破肚的。有时候，过了几天这样偷来的休息日，回去上班好像更难了。说实话，就是不可能，莫娜会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冒更重了，而他总会说，“让他在床上再躺几天，好好照顾他！”

“我想这次他们会识破你的。”莫娜会说。

“他们会，亲的。只不过因为我太了。他们离开我就玩不转了。”我接着叮嘱：

“千万别去开门，这就行了，不然就跟他们说我去看病了。”

这几天过得好极了，简直太了。我已经对我的工作没兴趣了。我脑里只想开始写作。在办公室里我得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懒散。只有那些有疑问的申请人我才接待一下。其余的事都给我的助手去。我经常借去下面的分公司检查工作为名离开办公室，我会给市中心的一两个分公司打电话——只是为了找几个证人——然后就溜一家电影院。看完电影我会顺路去找另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再向总汇报，然后就回家。有时候我整个下午都泡在一个画廊或是四十二街的图书馆里。

有时我会打电话叫上乌瑞克一起去舞厅玩玩。我生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请假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样发展下去肯定要坏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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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娜鼓励我的这“不法行为”。她从来就不喜我这个人事经理的角。

“你应该写作。”她会说。“好啊，”我会反驳说，心里暗自兴要挑起一场争吵以缓和这意识。“好啊！可我们靠什么生活？”

“这事让我来想好了！”

“可我们不能永远靠骗人的钱过日。”

“骗？我借钱的那些人本不把这当回事儿，他们还得谢我呢。”

我无法理解她的想法，不过我会让步。我毕竟提不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我总会说：“好吧，我还没辞职。”

这些偷来的休息日我们时常是在纽约第二大渡过的。在那个街区我有很多朋友，当然都是犹太人，而且大分穷困潦倒，不过都是些快乐的伙伴。在莫斯克维茨吃过饭后我们就去皇家咖啡厅坐坐，在这里你肯定能发现你想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