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他们把我当作犹太人了。不过那也没什么。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对艺术家这么尊崇的人，而我艺术家、小商贩的双重身份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他们的先辈都曾做过商贩，也有的是学者，如果还算不上艺术家的话，而我恰好继承了这一传统。

不错，我是继承了他们的传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这家咖啡馆转进那家酒店，再到另一个类似的公共场所。我很想知道要是恰好碰上乌瑞克他会说什么，或者内德，那个还在给他那声名赫赫的老板麦克法兰当奴隶的内德。沉思之间，我意外地发现我的一个当耳科医生的犹太朋友正向我走来（我可欠了他不少钱）。我假装没看见他，急急地跑到马路上跳上一辆开往住宅区的公共汽车。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挥挥手，过了几条街以后我下了车，又疲乏地走回灯火通明的酒店那一片，重新开始卖糖果。偶尔也卖掉一两盒，但好像买的人总是那些中产阶级犹太人。接受一个受压迫民族的怜悯使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角色的转换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宽慰感。想想我要是不幸遇上一群粗暴又爱争吵的爱尔兰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禁浑身发抖。

大约半夜了我才蹭回家。莫娜已经在家了，心情还很好。她卖了一整包糖果，而且就在一个地方，另外还得到了酒宴款待。哪儿？在帕帕·莫斯科维兹酒店（我刚好错过了那家店，因为我看见牙科医生往那边去了）。

“我想你今晚是打算从乡村区开始的吧？”

“是啊！”她兴奋地喊道，接着就粗略地讲她怎么碰上了银行家艾伦·克罗姆韦尔，他正想找一个清静之地聊天。她就拉他到莫斯科维兹酒店，在那儿他们一起听音乐，等等，等等。总之，克罗姆韦尔买了一盒糖果，还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们都坚持要买糖果。后来，她第一个早晨在办公楼里遇到的那人恰好也来了。他叫马西阿斯。他和克罗姆韦尔在来美国以前就是朋友，这个马西阿斯当然也买了六盒糖果。

说到这儿她换了话题。开始讲房地产生意，马西阿斯似乎很想让她学学这门生意。他毫不怀疑她卖房子会像卖糖果一样容易。当然，首先她得学会开车。她说，他会亲手教她。她想即使她不去做房地产，学学开车也很好。我们偶尔也还可以开他的车兜兜风，那样该多美呀！等等……

“他和克罗姆韦尔关系怎么样？”我好容易插进一句。

“挺好。”

“不是吧，真的？”

“为什么不？他们都很聪明、敏感。你也没必要因为克罗姆韦尔是个酒鬼就把他想成傻瓜。”

“嗯。那克罗姆韦尔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重要的事？”

“那个呀，我们根本没谈到那儿。我们桌上有那么多人。”

“噢。不管怎么，我承认你干得漂亮！”停了一下我又说，“我自己也卖出去一些。”

“瓦尔，我在想。”她又开始说，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向她做了个鬼脸。

“严肃点儿，瓦尔，你不该卖糖果，让我来卖！你知道对我来说有多容易。你呆在家里，写点儿东西吧！”

“但我总不能不分白天黑夜地写作。”

“那就读点儿书，或者去戏院，或者看看朋友。你老也没去拜访朋友了。”

我说我会考虑的。这当儿她把手提包里的钱拿出来放在桌上。挣的真不少，真的。

“我们的恩人肯定会大吃一惊。”我说。

“哦，我没告诉过你吗？今晚我见着他了。我得去他那儿再拿些糖果，他说如果能坚持下去，我们很快就可以自己开家店了。”

“那真是太棒了！”

就这样顺利地过了好几个星期。我和莫娜达成一致：在她揽生意时，我提着装糖果的两个包在外面等。我总是随身带本书，有空就读。有时谢尔登也陪我们一起去，他不仅坚持要拎包，还坚持要付夜宵钱。我们总是一块儿在第二大道一家犹太人开的快餐馆吃夜宵。每晚都是佳肴，很丰盛，有酸奶油、小萝卜、洋葱、水果卷、浓味熏牛肉、熏鱼、各类黑面包、乳脂甜黄油、俄国茶、鱼子酱、鸡蛋面——还有矿泉水，然后坐车回家，总要经过布鲁克林桥。下车后站在自己那栋颇为庄严的绿色的石头房子前，我常常想如果房东发现我们凌晨这个时候才回家，还老是拎着两个包，他会怎么想。

总是不断出现一些崇拜者。莫娜为了甩掉他们颇费了些周折。最近又有一个，是艺术家，犹太人，dg曼纽尔·斯里格菲尔德。他没多少钱，但收藏了一批极精彩的画册。我们可以随意借，色情的也不例外。我们最喜欢日本画家的画。乌瑞克有几次来都带了放大镜，以免漏掉一笔一画。

奥玛拉想要卖掉这些画册，让莫娜假装书给弄丢了。他认为我们太顾面子了。

一天晚上，谢尔登来陪我们，我翻开一本最刺激的集子让他看。他瞥了一眼立刻背转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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