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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找到幽居独处的一段宁静时光。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一天，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偶尔遇到了我的老朋友斯坦利。福斯威斯·斯坦利开始有规律地到我家作客，常由他的两个男孩陪着，两个男孩，一个五岁，另一个七岁。他深爱他的孩子们，为孩子们的言行举止深感骄傲。从斯坦利那儿得知，我的女儿没有上私立学校，而且他告诉我，他的小儿子，那个也叫斯坦利的小子，对我的女儿很看不起。后边这一条，他是乐滋滋地告诉我的，并且还说我女儿总是草木皆兵。至于他们如何相处，我得从他口里打听明白。

他向我保证说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说这话的口气意味着不大妙。可怜的老梅拉妮还拖着瘸腿拄着拐杖在医院里干苦活，晚上又受她的静脉曲张病的折磨。她和莫德的不合正处在最激烈的时候。莫德当然还在给别人上钢琴课。

正如斯坦利总结的，我不再去看望她们。她们已经对我不抱希望，认为我没有希望了，不负责任。只有梅拉妮表面上还说我几句好话，不过梅拉妮又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傻瓜（斯坦利是一个敏锐、圆滑的家伙）。

“你能不能私下告诉我没有人在家的时间？”我求他，“我想看看那地方怎么样了。我想看看孩子们的玩具，至少。”

斯坦利没觉到这个请求有何高明之处，但是答应考虑一下。

然后他很快加上几句话“你最好还是忘记她们。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你自己，请别放弃，接着走下去吧！”

他大概已经感觉到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因为每次他来我这儿都带来一些食物，他妻子做的“精美”的大杂烩的残羹剩菜、肉汤、炖菜、布丁、火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美餐。说实话，我们都巴望他的来访了。

我并没有发现斯坦利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是我注意到他更勤奋了。他告诉我他晚上在下纽约的一家大印刷公司工作。时不时，从家里琐事中一找到一点儿时间，他就试图写点儿东西，但是他发现太多的家庭琐事让他无法集中精力，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的兴趣在孩子而不在写作。他希望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一旦他们年龄到了，他就送他们上大学，更重要的是……

他发现没法写作，他就读书。时不时，他随身带一本让他着迷的书。一般来说，这些书大多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哪本书，不管世界局势怎样，也不管革命正在逼近，一触即发，我们的谈话总是以约瑟夫·肯润德而结束。如果不是肯润德，就是柯南道尔、弗朗兹。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对这些作家感兴趣了，肯润德让我烦，但是当斯坦利对这些作家大唱赞歌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被他引入歧途。斯坦利绝不是一个批评家，就像我们过去常坐在厨房熊熊燃烧的壁炉边交谈一样，他有一套谈论他所崇拜的作家的方法，他最后能感染我。他有讲不完的奇闻轶事。他讲的故事充满幽默和讽刺，内心的情怀却是浸满温柔，无边的、跳动的温柔，几乎令人窒息。他的这种温柔，却常常被他抑制，转化成了他的仇恨、残忍、报复心理。这是他很少向他人暴露的他的人性的另一方面，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粗鲁、尖酸、乖戾的人。几句话，几个动作，他就可以摧毁任何野心。甚至他静处的时候，他身上流出的气味也是具有腐蚀性的。

尽管这样，和我谈话时，他变软化了。出于一些非常奇怪的原因，他在我身上看到一种可以改变自我的东西。只有看到我自己觉得被打败了，我自己觉得处境很悲惨，他才会觉得高兴、觉得自己有了魅力，会挂念别人。这时，我们俩就成兄弟了，他也就可以放松、扩展、照耀自己了。他喜欢认为我们都是不幸的人，他不是早就预言过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没用的，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也成不了一个作家吗？我为什么要坚持？我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接受一份平凡的工作，安顿下来接受自己的命运？很显然，这样幸灾乐祸地看待我让他觉得心里好受。自始至终，他总是用他的方式提醒我，我只是跟他一样的来自纽约十四区的一个小子，当然得跟路易·比罗沙、哈利、马丁、爱迪、高爱乐、阿尔夫、贝恰尔这些失败者一样，一事无成。我们事先就已经被谴责了，他认为，我没有坐牢也没有成为瘾君子，对此已经应该感恩不尽了。我有一个和睦、受人尊敬的家已是万幸。

只会这样，我已是命中注定。

他接着说个不停，但嗓音已渐弱下去了。他说话的声音里已有了一种沉思的成分，带上了一丝怀乡的色彩。尽管他说得再好，很明显，他只能回忆起我们在十四区的生活和伙伴。他谈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好像花了毕生的精力去研究了每个朋友。这些朋友在性格、气质上各不相同，但是他用自己的模仿形容了每个人，这每一个人都带上了他无中生有加上去的恶习。依斯坦利看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跳出这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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