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消看上她一眼，便可获得无尽的勇气。

在我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可以仔细地看着一位母亲。麦当娜的形象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她太明亮、太透明、太遥远、太虚无缥渺了。我在心里勾划了一幅属于我自己的形象：暗淡一些，却更具体、更神秘、更强有力。我从没想过能看见它的具体形象。我曾想象过它是存在的，但是那一定是在遥远的天边。我以前好几次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在遥远的波斯、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在马来群岛、在富有传奇色彩的爱尔兰、在遥远的波利尼西亚，可是，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在我生活的空间里，一起吃饭、谈话、——不，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每天，我都要重新审视她一遍。

每天，我都希望那层面纱消失，可是，没有。她的形象一天比一天更真实。

克伦的妈妈和她的同伴只在这儿呆了几天，要不是克伦决定我们全体回城一趟，他们恐怕已经走了。克伦要回城去办几件事，他认为去看场戏、听一两场音乐会对我们都有好处。这样，回海边后就能认真工作了。我意识到他妈妈的来访令他彻底打乱了原定计划。

克伦在城里的公寓又脏又乱。恐怕只有上帝才记得上一次打扫是在什么时候了，厨房里堆满了垃圾，大概有几个星期没倒了。老鼠、蚂蚁、蟑螂、臭虫……各种害虫充斥其间。床上、桌子上、椅子上、长沙发上、五斗橱上，到处都堆满了纸，打开的文件夹、卡片、曲线图、统计表和各种工具。至少有五个墨水瓶没盖着盖子，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躺在信件堆里，香烟头扔得满地都是。

屋子太脏了，所以克伦和他太太决定去旅馆过夜，明天早晨，我们把房间打扫干净之后他们再回来。

我们对能换个环境单独在一起觉得高兴极了，所以也没在乎他们的过分要求。

我从克伦那儿借了十块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买东西吃了。他们刚走，我们就出去吃饭了。那顿饭吃得棒极了，一顿意大利晚餐，还喝了点儿酒。

回到公寓，刚上楼梯，我们就闻到房里的味道了。“我们什么也别管，”我对莫娜说。“我们上床睡觉吧，明天早晨就走，我累了。”

“你不觉得我们至少应该见他们一面，告诉他们咱们不干了吗？”

“我留个条，”我说。“我不想再拖下去了，我们什么也不欠他们的。”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在卧室里清理出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看来，我们只好盖着脏被子睡觉了，一切都毫无条理，乱七八糟。把窗帘放下来就像算出一道数学题那么困难，最后，我得出结论，他们俩患了轻度的智力丧失症。我刚要上床睡觉，忽然发现床上面的架子上有一排帽子盒和鞋盒，每个上面都标着数字，指出尺寸、颜色及鞋子、帽子的折旧程度。我打开盒盖，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有东西，果真不假，可都破烂得只有乞丐才愿意穿。

“我告诉你，”我呻吟着说，“那家伙疯了，疯得跟个傻瓜似的。”

我们起床很早，床上有臭虫，我们根本睡不着。我们很快地冲了个澡，把衣服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臭虫，然后就准备走了。我恰恰有心情留个条，我决定好好写一张，因为我以后再不想见到他们了。我四处看看，想找一张合适的纸。后来，我看见墙上有张大地图，我把它扯下来，用笤帚柄在油漆桶里蘸了蘸，在墙上写了大大的“再见”两个字，隔三十码远都能看得见。我用手背把工作台上的东西都推到地上，把那张地图放在桌子上，然后把一堆时间最长、臭味最大的垃圾堆在正中央。我相信他不会看不见的。我最后环视了一下房间，保留了此时此景的最后一分印象。我走向门口，然后，突然转过身来，还得再做一件事情——再加个附言。我选了一支尖尖的铅笔，写道：致克伦夫妇。

当我们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只有一件事挺后悔的，我没能在桌子上留张名片。

我们在小摊上吃了点儿早饭，谈谈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未来一片空白。

“你今天下午为什么不去看场电影？”莫娜说。“我去哈伯肯或别的什么地方去看看，想想办法。我们在乌瑞克处见面，一起吃饭——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我说，“可我今天早晨干什么？现在才八点啊。”

“你可以去动物园看看，坐公共汽车去，坐车对你有好处。”

她也没别的好主意了，我也挺有情绪去动物园看看的。在早晨，如此的自由自在令我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我要坐在公共汽车上边那层，看看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各自奔向工作岗位。有一阵子，我问自己我生命的目的何在，我都快忘了我自己想当个作家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不会沦落成写色情小说的，也不会做单纯的抄写机器。

我和莫娜在街拐角处分手了。在第五大街，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爬上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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