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园来到很远的一院里。这里有一个能钻人去的，通着排，的盖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去，太小的孩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都在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们哭闹着要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到窜，偷吃我们带的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地把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粮袋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琴娅看，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品偷了个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咬破了她的大衣，又啃坏了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针，用破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

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却不然，他们很兴能见到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光——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他是谁，我必须赶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包骨，趴在垫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我们家，像房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

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来，我吓得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情？每当男孩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