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国是为了科技；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学的先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我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卖而被送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及已完成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发，充满激动、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