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褡裢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显得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去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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