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要是普西的肝已经腐烂，那我的肝也好不了。因为我们俩都是一个样。我要是能找到普西该多好啊！我把我们之间过去的争吵忘得一二净。我觉得我们俩都需要互相帮助，也许此时此刻，普西也正需要找个知心朋友说话，然后我会劝告她回到医院去的。可我又立刻回到了现实中来：我知，经过两天的奔跑和毒瘾的折磨之后，她是无法回到医院的，要是我，也一样不到。我也知该上什么地方去找她：她可能在赛场，要不就在某个嫖客的家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到奔跑，因为爸爸一会儿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我只好用毒上瘾的人的德观念来原谅自己：人人为自己。我回到家里。再说我也没必要到公园去拉客。亨利给我提供的海洛因足够我下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上街去买一份《图画报》。我每天早上都这样。过去，每天晚上妈妈总是给我带回来一些有关“毒受害者”的消息的剪报。我现在对这类文章十分熟悉。

那天早上，买回来报纸以后我就准备了几片果酱面包，然后边吃边翻阅这份报纸。我发现第一版上有个大标题：《她只有14岁》。用不着看下文我就明白了：她就是普西。我似乎早就有预。我突然变得麻木不仁，就像死了似的。我好像觉得我刚读到一则宣布我死亡的消息。

我跑到浴室去给自己打了一针，打完之后，我的泪才开始汪汪地来。我不知我到底是在为普西还是为自己哭泣。我又躺在床上。我了一支香烟，以便有足够的勇气读完这篇文章。这则消息写得像似一篇动人的街见闻：“一白的塑料一次注还握在她的左手，一个名叫贝特的女中学生已经死去。这位姑娘——这是迄今死于毒品的最年轻的姑娘——是死在布罗特罗岱街的一间公寓里。据纳吉（30岁）对警察说，他是在‘音响舞厅’的迪斯科舞场见到这个姑娘的。因为当时姑娘不知该上哪睡觉，他便把她带到家里。贝特是今年以来在柏林第46个死于毒品的受害者。”等等。报纸对这类事情的报未免过于简单，简直就是文过饰非。许多报纸还加油添醋，报了许多有关普西的情况，用的是十分醒目的题目：《德国最年轻的毒受害女》。

到了中午，我才比较清醒过来。我到无比愤怒。我敢肯定，一定是哪个没良心的毒贩的掺假毒品卖给了普西，可能是一有钱碱的东西。用钱碱冒充的毒品正在柏林蔓延开来。我再也不能犹豫。我立即到警察局去报案。我把我所知的有关毒贩贩卖假毒品的情况统统对警察说了。可他对这一切似乎不兴趣。最后警察用他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打发了我：“好吧，克丽斯娜，下次再见吧！”

我心里想，街上卖毒品，这对警察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指望只是能从他们的黑名单上把一个个毒者的名字勾掉完事。我发誓自己一定要把害死普西的凶手找来。

那个收留普西的男与她的死是无关的，这个人我非常熟悉。他有的是钱，并且脾气很古怪。他喜找一些特别年轻的女孩作陪。他曾经用车带我到城里兜风，代价是请我吃一顿午饭。他只愿意和那些有的女孩睡觉。有时他找上我的时候，他可以等待我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商人，可他永远也不明白，卖本也是一易，而不是任何别的。

我又来到选帝侯街。我的目的是在那里赚到足够的钱，以便去找那些我认为可疑的毒贩，把他们的毒品买下来好鉴定。谁也不知普西最后的一针海洛因是从谁手里买下来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正在寻找害死普西的凶手的下落。实际上，这也只是我购买毒品的一个借。我心里完全明白。我一直记住这样一句话：“一定要把这个坏找来，那怕丢了你的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我再也不怕给自己注海洛因了。

一份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告

柏林神病情报中心主任贝尔恩德·乔治—汤姆心理学家霍斯特·布罗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