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这个问题，最多再涉及到法兰克福。而且我原先以为我是这一带惟一的毒者。

我跟我婶婶第一次去采购东西时，我才醒悟过来。那是1978年，我们去北斯特镇买东西，这是一个新城，是汉堡郊区的一个住宅小区。跟往常一样，我首先注意到那些家伙有心不在焉。我心想：“他们毒，他们注毒品？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大学生？”我们走一家快餐馆。一伙外国佬围着一张桌。其中两个人突然站起来，想坐到另一张桌上去。我不知为什么，但我立刻嗅是在行海洛因易。我对我婶婶说，我想离开这个餐馆，没有向她解释为什么。

100米远，有一个卖仔的店铺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我立刻分辨其中的毒者。我惊恐不安。我抓住我婶婶的胳膊，我对她说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她觉察一苗，安我：“你与这些毫无关系。”我告诉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抵御它。

一回到家里，我立刻换衣服，卸妆。我再也不穿跟鞋了。从这天起，我努力到——至少从外表看来——跟我班上的女同学一样。

但是在俱乐，我却经常与大麻和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烟；另一次，我找了个借拒绝了。

后来我结了一伙很不错的人。邻村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学徒工，他们受到了压榨。一些人思考问题并提问题。当我同他们讨论时，我到有所收获。尤其是他们既不鲁，也不好斗。在这伙人中间，气氛总是很平静。

一天，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需要有一超脱？他们回答我：这很显然，应该使自己与一天的烦恼分离一下。他们在工作中到很失望。除了一个人是例外：他是工会会员，并在他的公司里负责青年职工的问题。他认为他一天所的工作有某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可以改变社会。晚上，四分之三的时间，他甚至不需要一支烟来寻求安逸。他只喝几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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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人下了班总是又失望又窝火，工作在他们看来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不停地说要辞掉工作。当大伙儿凑在一起时，总有一个人讲述他与师傅的争执或遇到的麻烦。于是其他的人就对他说：“别再想工作中的事啦。”大家一支接有毒品的烟，晚会这才算正式开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们幸运儿：我在学校的功课有时还能让我喜。另一方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知那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这些压力呢？我现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张优秀的学习结束的证书，一个过去的女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我获得的毕业证书确实是优秀的。但是，连当学徒的可能也没有。鉴于有法律规定禁止年轻失业者落街，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再注毒品。但是我知真正戒毒当然需要几年。前，这对我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晚上，当我们这个圈的小伙和姑娘又聚在一起，大伙儿围着一支大麻烟和一瓶红酒时，一天的烦恼都被忘掉了。我们谈论刚刚读过的书。我们对法。对心理分析、对佛教兴趣。我们寻找有门路到上等毒品的人，想象着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劣质毒品。圈里一个学护士的女学生带来一些小药。有一阵，我重新使用瓦里姆毒品。我没有使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我实在害怕死。其他的人，他们使用这个一般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