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上海滩的几个歌舞厅。g很少在庭院的白色椅子上落座，他总是直接进入庭院左手的房子。

那里，没有后来的ld、也没有后来的蕾射，只有录像带通过东芝录相机放出着画面，但原始的卡拉ok已经出现在了上海。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包括着“皮条g”与“狩猎者”王唯铭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男子。等待是平等的，一个夜晚，你只能轮上三次、至多四次。在摇曳的烛光中，在妖冶女子的眼神中，在暴富的男女和港澳来客的手势中，你等待着齐秦以今天不可想象的激情而“狂流”而“大约在冬季”；等待着姜育恒用今天最为缺乏的真情而“驿动的心”而“跟往事干杯”；等待着钟镇涛温情脉脉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及等待着王杰十分凄美地“安妮”和“一场游戏一场梦”。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2）

那时，贫穷的“狩猎者”和他相对富裕的大哥曹忠铨，为了他们在这个晚上各自的三个歌曲，常常从夜晚九点进入这里，随后在第二天五点左右时分，在城市黎明的曙光中，带着一身懊热气息回到家中。

长乐路60号的这个地方叫作“桃园酒家”，它是其时上海仅有的三个卡拉ok之一（上海第一家卡拉ok叫“黄楼”），在这里，它培养了上海第一代卡拉ok的发烧友，培养者为林文如小姐。

在1989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你可以放弃写作（因为你本无写作的天份），你可以拒绝“阿迪达斯”（因为你本无那么多人民币），但你不会放弃、拒绝卡拉ok，它是那个年份最大、最酷、最炫、最in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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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1）

有些情景甚至出乎一个“狩猎者”的想象。

1988年11月5日的傍晚，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部，更正确点说是在江宁路“大都会”舞厅的一边一家极富现代情调的咖啡屋，周邀请我坐在日式沙发上。那刻，城市正在窗外的暮色中燃烧，丑陋而肮脏的街道正因黄昏显得生动起来。

周要了牛奶、沙达和水果圣代，姿态并不优雅但动作十分熟练地抽着kent，并和我一同沉浸在这年最为走红的美国歌星莱昂奈尔·里奇的性感歌唱中。

周告诉我他已抛弃了s厂和s厂支部书记的头衔，我注意到他用的是〃抛弃〃这个字眼。周非常轻蔑地挥挥手，似乎在挥去苍蝇之类的东西：现在，这些值几张分呢？

周说他和他的三教九流朋友们合伙开办了一家花木公司，每人投资一万二。事情开始得并不顺利，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伙心狠手竦的上海歹徒抢劫了公司，掠去了几近三分之二的家当，他们全体走麦城，他更是几近山穷水尽……

但后来，周还是寻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康庄大道。周和在日本长崎攻读硕士学位的朋友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共同“猛斩”想去日本的“上海冲头”。日本方面由他朋友运动：寻学校、找保人、寄入学通知书；上海方面由他操作：找“冲头”、搞联络、收钞票……进帐四六开。每“斩”一个“冲头”，他的纯收入为四千元。

周诡谲地对我笑笑：对大家来说，这些早就不是秘密，其实也没有多少诀窍，要想在这个社会成功，只需做到一点：龙门敢跳，狗洞能钻。

周格外亢奋地向我叙述了作为一个城市“新英雄”，他在1988年里所玩弄的手腕、使用的计谋和设置的陷阱，他将我们这个社会曾经通行此刻还在通行的政治信念、伦理准则尽情地糟蹋了一番并放在了屁股底下。

那一刻，我不由得吃惊并确切地感到了迷惘——在进入s厂之前周是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某导弹连的指导员。他不乏才华，聪明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擅长列宁式的鼓动。一句话，他拥有那个时代对优秀人才要求的一切。来到s厂b车间，周曾经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使得s厂头号想入非非的女人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安份守己起来。为此，周牺牲了自己的几乎全部节假日。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忆及周在老式620车床边改造某个灵魂的壮丽情景。

付帐的时候周洒脱地阻止了我的起动，他挺自信地摸出五十元兑换券，漫不经心地递给姿色可人的女招待：不用找了，余下的都是你的小费。

周在夜大街上和我告别，我记住了他最后讲的几句话：人必须跟上潮流，不然就被潮流淘汰。过去我没白活，现在也没白活，但愿我们能够越玩越漂亮！

稍后，我来到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区域，我伫立在人民广场的东端，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些诗人正在我身后的诗歌画廊里有气无力地咏叹着昨天的田园、昔日的激情，我的面前却是一个由明天的广告、漂亮的男女和迈克·杰克逊歌声所组合的世界。

我突然瞧见了朱。朱驾驶着一辆装有宽大车座的三轮摩托慢慢靠拢街沿，一个外地佬从车座中跳出，向朱递去钞票，随后消失在西藏中路的无尽人流中。朱抽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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