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互相忍让，相互调整。这刻、缓慢、持久的熏陶对人们格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会过份。

唐代有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不已。唐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了一百个“忍”。中国人并不认为“忍”是家制度的一不幸，相反，他们一直对它表示钦佩。“百忍”这个词现已德谚语之列。大年除夕，把它写上红纸，贴上大门，比如“和气生财”，“忍为家训”等等。如果这家族制度继续存在，如果社会仍不充分重视个人的价值，而认为人只有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才是完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必须被看作一个最崇的德，并一定要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中，在这里，它确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消极避世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一我认为也是社会环境的产。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人家的闲事”。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这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引力，有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引力。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taine）说过，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理：即任何一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德就会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分。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神。中国的那些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极大的忱。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的养成。这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到自豪。（中国一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日报，《申报》，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名，并乐此不疲，即1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2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底下的问题；3讨论一般而非的问题，如“勤奋的重要”，“真理的价值”等等。）然而他们又能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崇的德，而是一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方式，我们培育这品质，正如乌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自卫的凝视，有其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消极避世之好，他们是我们所知的中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神、最有参与神的阶层。中国的骑士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浒》中的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间接的经验，从而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迎，正如国许多老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1一样。于是，者有参与神，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