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索4那样通过完的逻辑思维，把世上万都简化为锥、平面和对角线，然后又逻辑地把这理论现在绘画中，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太完的论辩及太逻辑化的理论有一自然而然的不信任。治疗这理论上的逻辑怪诞，最好最有效的方是庸见。罗素曾经确地指：“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清理。”

『4毕加索（pablopicasso，1881～1973），西班牙画家，法国现代画派主要代表。』

这对庸见的崇拜，于是就变成了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理论，在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的一厌恶。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中庸之，实际也就是希腊人“nothingtoomuch”（凡事适可而止）的理想。“moderation”的汉译为“中和”，意思即“不走极端、和谐”。“restraint”的汉译为“节”，意谓“控制到合适的程度”。《尚书》中记载着中国最早的政治文献，其中有尧劝告舜的话：“允执厥中”。孟赞赏另一位皇帝说“汤执中”。据说汤总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意思是他要听取两对立的观，给双方各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世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这方式使得中国人宣称自己发现了所有不同派哲学所共有的基本真理，正如古代学者所自诩的那样。

中庸之无所不包。它淡化了所有的理论，摧毁了所有的宗教信仰。假定有一位佛教法师与一位儒学家辩论，法师很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证明事的虚幻与生命的徒然。儒家则简单地以一就事论事的，不屑于逻辑论证的态度回答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削发为僧，那么世界、国家、人类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不合逻辑但极合情理的生活态度有一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检验生活的尺度不仅对佛教是个挑战，对所有宗教，所有理论都是挑战。我们不能逻辑太，事实上，所有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那些理论的创造者使某些观成为自己的变态心理。弗洛伊德的情结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化。所有这些理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释迦牟尼，似乎都是建立在夸张的幻觉之上的。人类的痛苦，婚姻生活的烦恼，乞丐的悲哀，患者的疼痛与，这些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一经受就上忘却了的。而释迦牟尼则不同。这些景象必定刺激了他极度的神经，其力量之大，使他幻想到了涅槃的境界。儒家学说则不然，它是普通人的宗教，这些人怯于使自己的神经如此，怕世界会因此而崩溃。

中庸之的作用在生活与知识的各个方面都会现来。从逻辑上讲，任何男人都不应该结婚，然而从实践上讲，所有男人都应该结婚，所以儒家主张应该人人结婚。逻辑上讲人人平等，实际并非如此，所以儒家教导要尊敬师长，服从师长。逻辑上讲男女不应有别，而实际有别，所以儒家宣传男尊女卑。一位叫墨的哲学家教导人们要所有的人，另一位哲学家杨朱却教导人们要自己。孟批评了他们两人的观，只说是要自己的父母，这真是明智得很。一位哲学家认为情应该克制，另一位认为应该顺其自然。思则认为任何事情都应该取中和之。

现在以问题为例谈谈。的理学有两截然不同的观。一派以佛教和加尔文教为代表，认为是罪恶的，结果自然就产生了禁主义。另一个极端是自然主义，推崇男的生能力和男气概。许多现代男都是自然主义的追随者。这些对立的观使得现代人在神上到不安。一个人如果像哈夫洛克·埃利斯那样对问题采取一个清醒健康的观，把它看作正常的人类情，那么他就必然转向希腊人的观，也是人文主义的观。儒家认为完全是一正常的机能。而言之，是与家和繁衍联系在一起的。笔者一生见到过的在问题上最明智的观自《野叟曝言》。这是一彻彻尾宣传儒家观的长篇小说。书中揭并嘲笑了和尚们的放生活。其主角是一位儒教的超人。他力图劝说那些光盗与盗姑娘结婚，生育，以光宗耀祖。该书与《金瓶梅》那样完全描写放生活的小说不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些面的人。他们都能成为好丈夫、好妻。这本小说被视为书，唯一的原因是作者有意使书中的男女们过于姑息迁就。然而总的看来，该书是在有力地为婚姻与家辩护，是在大唱母的赞歌。这对的观，只是整个儒家情理论的一个表现，如思——孔的孙——在《中庸》中所指的那样。《中庸》在论述七情时特别调了中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