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为满族和蒙古族所征服。目前的抗日基础不是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中国人民。而今日之中国人民，在其格、观、社会态度、大众觉悟等方面，都殊非30年前之可比。

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1世纪米芾妙绝的绘画和苏东坡炉火纯青的诗篇皆不足以阻止半世纪后金人对北中国的侵，宋徽宗的绘画艺术也不能保障在他作为野蛮侵略者的人质时幸免于死。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熟的艺术和哲学非得要与一个民族政治上的繁荣保持一致。即便拿破仑仰慕歌德，并不意味着歌德的德国就不会沦陷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历史记载了俗野蛮的汪达尔人颠覆了开化或许可以说是颓废的罗。19世纪西方对中国侵之时，中国自正值腐朽的周期。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8世纪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昌盛之景已为昨日黄。人过剩和贫穷导致了此起彼伏的，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官场业已病人膏盲。一个世纪前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论是在通，在公众事业还是人民的一般生活准方面，都要比当时的英国得多。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久的历史和烈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更力烈。然而，单是对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抱有一单纯的情、单纯的是不够的。在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侵的时候，这情与井没有能证明自己。国主义之于孤立主义的古代中国而言，是件奇怪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王国、一文明、一个自成一的世界。中国就像是“文明”，“世界”，或者说当代国人心目中所谓的这个称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胁，会有多少国人会为这个世界而战，或者甚至为这个文明而战呢？可见，这情是何其单薄、模糊而又飘渺！

光有那古老民族的自负，很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获胜——我相信她准能获胜——那是因为新的民族神大放光彩。这新的民族主义神已经震惊了世界，那些无知的人们仍然把民族神看作一内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认为它缺乏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撤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稍为正确一些的观是，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在1934～1935年间，这新神场了，开始显得黯然失，后来便抹掉了暗淡的绝望。终于，一民族自信的新神诞生了。不过，只有在战争开始之后，这新神的内涵力量和新的结构才变得引人注目，震惊遗迹，当然最震惊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没有被日本人良的陆海空军力量所摧毁，并且不可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大众觉醒的无形力量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于同样的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形式投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地抵抗着比自己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瑟说这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于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以唤起民众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如果我们听到人们众一辞他说他们亲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极端匾乏、生活艰难困苦、个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难民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的抗战政策，那末，我们就会明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不仅仅在于领导者。